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８号）


　　《黑龙江省劳动力市场管理办法》经省人民政府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　田凤山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黑龙江省劳动力市场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劳动者平等就业，维护劳动力市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劳动力市场包括综合劳动力市场和专业劳动力市场。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择业求职、招聘人员和从事职业介绍的，应当执行本办法。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发展给予支持。


　　第五条　择业求职、招聘人员和从事职业介绍的，应当遵循自由择业、自主用人、平等竞争、公正服务的原则，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第六条　本办法由各级劳动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财政、物价、税务、公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劳动力市场的监督工作。

第二章　择业求职





　　第七条　凡年满１６周岁以上（含１６周岁），具有劳动能力的，均可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求职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应当出示本人《居民身份证》和规定的有关材料，如实向职业介绍机构和用人单位提供本人的年龄、学历、资历、职称、特长、职业资格、身体状况、计划生育等基本情况和相应的证明材料。


　　第九条　外省（市）求职人员进入本省求职和本省农村求职人员跨乡（镇）求职的，应当持输出地劳动行政部门就业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劳动就业管理机构）颁发的外出人员登记卡，到输入地劳动就业管理机构领取外来人员就业证，到公安部门办理《暂住证》。


　　第十条　境外人员进入本省求职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到省劳动就业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就业证。


　　第十一条　求职人员应当接受必要的职业技能或专业技术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

第三章　招聘人员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招聘人员应当经县（市、区）以上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审核招（聘）用简章后，由职业介绍机构公开招收，并张榜公布。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外省（市）用人单位、境外经济组织招（聘）用人员的，应当经省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核准。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招（聘）用人员应当公布本单位的性质、地点、招（聘）用岗位及工种、用工形式、期限、待遇等基本情况。
　　用人单位不得以招（聘）用人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需刊播或张贴招（聘）用人员广告的，应当经同级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审核后，方可到广告发布单位办理刊播广告手续。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招（聘）用人员工作结束之日起１５日内到同级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到外省（市）或境外招（聘）用人员的，应当经省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核准。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与招（聘）用人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第四章　职业介绍





　　第十九条　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可设立综合性职业介绍机构。
　　行业主管部门、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可设立专业性职业介绍机构（以下统称民办职业介绍机构）。


　　第二十条　设立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当地劳动力市场发展规划；
　　（二）有明确的服务宗旨和工作目标；
　　（三）有一定的开办注册资金；
　　（四）有固定场所并具备相应的办公设备；
　　（五）有两人以上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取得职业介绍资格证书的工作人员；
　　（六）具有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工作章程和制度；
　　（七）具备当地劳动就业管理机构确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一条　申请设立综合性职业介绍机构，并符合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审批：
　　（一）市（行署）设立的，由省劳动行政部门批准；
　　（二）县（市、区）设立的，由市（行署）劳动行政部门批准；
　　（三）乡（镇）及街道办事处设立的，由县（市、区），劳动行政部门批准。


　　第二十二条　申请设立民办职业介绍机构，并符合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向所在地、市（行署）以上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查资格后报省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审批，核发《职业介绍许可证》，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到税务部门办理纳税登记。
　　（一）行业主管部门、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持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和有关材料；
　　（二）个人应当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和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和有关材料。
　　中央直属、驻军和省直属单位以及外省（市）、境外经济组织和个人申请设立民办职业介绍机构的，应当向省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第二十三条　《职业介绍许可证》由省劳动行政部门统一印制并发放。


　　第二十四条　设立职业介绍机构应当采用下列名称：
　　（一）省、市（行署）劳动就业管理机构设立的综合性职业介绍机构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县（市、区）劳动就业管理机构设立的综合性职业介绍机构为“职业介绍所”；乡（镇）及街道办事处设立的综合性职业介绍机构分别为“乡（镇）劳动服务站”和“街道劳动事务所”。
　　（二）民办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按照其工作性质和服务对象冠以专业名词。


　　第二十五条　民办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开展下列业务：
　　（一）对具备就业条件的求职人员进行求职登记和对用人单位进行用工登记；
　　（二）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资源信息和咨询服务，推荐合格的劳动者；
　　（三）为求职人员提供用工信息，并为其提供求职咨询和介绍工作单位；
　　（四）指导求职人员和用人单位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并到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办理有关手续。
　　对残疾人、妇女求职的应当提供特殊帮助，促使用人单位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保障特殊群体求职人员的就业权利。


　　第二十六条　综合性职业介绍机构除按照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开展业务外，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收集、管理劳动力资源和用工需求信息，并研究和预测其发展趋势；
　　（二）向劳动行政部门提供劳动力资源和用工需求信息，为制定就业规划和有关政策提供依据；
　　（三）鉴定劳动合同；
　　（四）办理有关手续；
　　（五）为在职职工合理流动寄存档案；
　　（六）组织、协调有关单位按照用人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术培训；
　　（七）组织劳务协作或区域间的劳务输出与输入；
　　（八）为境外求职人员办理有关手续和提供服务；
　　（九）劳动行政部门授权的其他工作。


　　第二十七条　综合性职业介绍机构、民办职业介绍机构在职业介绍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介绍未满１６周岁的未成年人；
　　（二）介绍女性求职人员和已满１６周岁未满１８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法律、法规禁止其从事的职业；
　　（三）以暴力、胁迫或欺骗等方式进行职业介绍；
　　（四）侵害求职人员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介绍活动；
　　（五）为有违法行为经查处而未结案的求职人员介绍工作。


　　第二十八条　综合性职业介绍机构、民办职业介绍机构对求职人员不得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不同以歧视；对用人单位不得因其所有制属性或经济实力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第二十九条　民办职业介绍机构由原批准的劳动就业管理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民办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定期向原批准的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报送统计报表，其工作人员应接受劳动就业管理机构的指导和业务培训。


　　第三十一条　民办职业介绍机构更名、换址或停办，应当提前３０日向原批准的劳动就业管理机构申请，办理手续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或者停办手续，并公告注销。


　　第三十二条　民办职业介绍机构不得从事涉外职业介绍活动。


　　第三十三条　民办职业介绍机构从事职业介绍活动可收取中介服务费。收费的项目和标准由省劳动行政部门会同省财政、物价部门另行规定。

第五章　罚则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办理《职业介绍许可证》擅自设立综合性职业介绍机构的，由上级劳动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１倍至２倍罚款；未办理《职业介绍许可证》擅自设立民办职业介绍机构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取缔，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２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处罚：
　　（一）转借、转让、涂改、伪造《职业介绍许可证》的，收回其许可证，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１倍至２倍罚款。
　　（二）介绍未满１６周岁的未成年人并出具假证的，责令改正，并处以１０００元至３０００元罚款；对出具假证的直接责任人员由其单位或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三）介绍女性求职人员或已满１６周岁未满１８周岁未成年人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的，责令其终止介绍活动，并处以５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罚款；用人单位已招用的，责令限期清退或调换工种。
　　（四）以欺骗方式进行职业介绍活动的，责令改正，并处以３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罚款，同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五）擅自从事涉外职业介绍活动的，责令限期清退已招（聘）用的人员，并按照每招（聘）用１人每月处以５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罚款，同时没收其非法所得。
　　（六）用人单位招（聘）用人员后未办理有关手续的，责令其补办手续，并按照每招（聘）用１人处以１００元罚款。
　　（七）以招（聘）用人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１倍至３倍罚款。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刊播或张贴招（聘）用人员广告未经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审核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没收广告费用，并对用人单位和广告发布单位处以广告费用的１倍至５倍罚款。


　　第三十七条　综合性职业介绍机构、民办职业介绍机构以暴力、胁迫方式进行职业介绍活动以及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部门按照有关治安管理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八条　罚没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罚没款全额上缴同级财政部门。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照《行政复议条例》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条　劳动力市场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其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劳动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宪法“司法化”的反思与前瞻

秦前红*


内容提要：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民事案件作出司法解释所引发的宪法“司法化”问题讨论尚未结束，2003年5月，孙志刚在广州被故意伤害致死一案再次引发违宪审查争议。宪法“司法化”起源于美国，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宪法“司法化”产生并非偶然，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导致了宪法的神秘化，宪法的频繁变迁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我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宪政，是我国宪法“司法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主题词：宪法 司法审查 宪政
引 言
推行宪政的关健在于制定一部合乎正义的宪法，并且切实保障宪法作为根本规范的最高效力。宪政的主题是让国家权力特别是立法活动受到某种超越性规范的约束，避免法律实证主义的弊端，使社会正义以及基本人权的理念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得以具体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宪法“司法化”①最能体现和落实宪政的精神。迄今为止，中国的法院还没有获得审理宪法案件权限，不仅不能审查违宪立法，就连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和规章的抽象行为是否合宪，是否合法的问题也没有资格作出判断。200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就直接适用宪法条款审理涉及教育权的诉讼案件的问题做出批复启动了关于“宪法司法化”②的讨论。今年27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所被伤害致死案，导致了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①从而进一步引发了法学界乃至全社会对违宪问题的关注。孙志刚案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对收容遣送制度暴所露出来的问题的反思使之能够把普遍关心的个案公正处理和收容遣送制度改革这二个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这将对宪法贯彻实施起着极大推动作用。本文拟对宪法“司法化”若干问题作初步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宪法“司法化”语义解析
首先，宪法“司法化”这一话语在纯理论意义上具有两个维度②：一是当没有具体法律将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落实时，司法机关能否直接适用或引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依据？在这种意义上，宪法“司法化”意味着宪法司法适用性。这个命题建立在公民基本权利之充分保障的宪政理论之上，即认为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如果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具体法律落实，司法机关又不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依据，无疑权利保障成为一纸空文③。因此，宪法的司法适用有最后屏障之功效。
宪法司法化的第二层面是：在司法机关对个案审理过程中，能否对有违宪嫌疑的法律规范的合宪性问题进行审查并作出判断。这涉及到司法机关是否有违宪审查权问题。这无疑已经不是一个技术性命题，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宪政理论和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甚至包括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等层面。虽然司法审查这种制度在现代受到广泛的推崇，但它本来并非一条不证身明的公理。实际上，司法审查制度始终受到本身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其一，按照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孟德斯鸠等人所倡导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司法权与立法权的职能范围必须严格区别，彼此恪守“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但如果容许法院对法律、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就意味着司法权也可以进行政治目的性判断，两者的界限岂不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如果合宪性审查的结果否定了立法的效力，那么实际上司法权就事实上享有了某种程度的优越地位。在司法权高于另一权（立法权）的情形下，如何实现制衡？例如法国长期抵制司法审查制度，其理由就是要不折不扣地坚持分权制衡的体制。①
其二，按照洛克、卢梭等人所主张的主权在民的宪法思想，即使在分权制衡的架构中，为了避免扯皮而需要其中的某一种权力具有优越性的话，那也只能是i立法权，而轮不到司法权，何况只要司法独立得到切实的保障，立法权的优势不会破坏三权分立的均衡。相反，如以“立法独立”来对抗司法权优越，势必更加违背法理。
因此宪法“司法化”的语义主要是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一样严格地进入司法程序，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并依照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宪法“司法化”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法治与宪法的产物。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 V Madsion）时，首席大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 ）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此案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Judicial Review），即联邦法院的法官可以以宪法作依据审查联邦国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命令是否符合宪法，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继美国之后，奥地利于1919年创立了宪法法院。法国在1946年建立了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的监督和保障机关。1958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法国建立了宪法会议，这一组织积极介入公民宪法权利争议案件之中，以有影响力的案例引领了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德国在1949年通过基本法，建立了独立的宪法法院系统专门处理权力机关之间的宪法争议和个人提出的宪法申诉。目前，宪法司法审查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得到广泛认同，它似乎已经成为世界名国普遍的做法。
二、我国宪法“司法化”面临的的问题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从1949年9月制定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至今，我国宪法制度的发展已走过了风风雨雨50年，有些人认为，我国宪法被视为“闲法”，人民法院判案不得引用宪法条文；人们意识中也有“宁可违宪，不可违法”的思想。在民意调查中，公民也认为与切身有最大利益关系的法律是民法、刑法等等，而置宪法于一边。导致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种：
第一，宪法的频繁变迁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①从1949年9月至今，我国先后制定和通过了一部临时宪法（即《共同纲领》）、和四部正式宪法，并颁布了三次宪法修正案，无论是全身修改还是局部修改，所修改及确定的内容皆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党要完成的任务及实现的目标。修宪过程主要表现为将党的政策法律化的过程。宪法的频繁变迁和修改，严重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这似乎不能完全归咎于立宪者的短视，症结所在是宪法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先定为给执政党的政策披上一层法律的外衣，使其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在我国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总伴随着一次宪法的修改，如果宪法经常性地被政策而温柔地改变，那么，就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宪法化”就很难充分地得以实现，宪政秩序也就失去了必要的基础。
第二，“法治”与“人大至上性”的矛盾，使宪法“司法化”在现行体制上不能完全实现。——所谓“人大至上”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或者说具有“决定一切职权的职权”。法治的最低标准就是保持国家法律在宪法框架内的统一，就是保证法律的合宪性，就是所谓的“治法”，如果法治排除了“治法”的硬核，那么法治的剩下含义就是“治人”了①；一旦统治者打着法治的旗号而行“治人”之时，人也就变成了奴隶，“法治”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在我国，一方面全国人大有立法权，可以制定他“认为合适”的法律；另一方面全国人大有权对宪法进行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假如有人指控全国人大立法有违宪之嫌，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能通过解释宪法而不是修改法律来“自圆其说”，以保证“宪法”的合法性，而不是法律的合宪性；即使不能“自圆其说”，“人大”还可使用"修宪"的杀手锏来保证其所制定的法律“合宪性”。在这种体制下，除非“人大”自觉地进行其立法的合宪性监督，否则，法律违宪问题是断然不可能存在的。
第三，宪法的不直接适用性削弱了宪法的权威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对国家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宪法规范具有原则性、概括性，其假定、处理、制裁三个方面的区分并不完全，造成宪法规范缺乏可诉性和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遍法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而不将宪法直接引入诉讼程序。其次，人们对宪法认识的前见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宪法性质的考虑主要着眼于政治性，往往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联系在一起，因而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没有树立宪法为法的观念，让根本大法降格去解决刑事、民事等“小问题”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实在是荒唐之举。最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往的司法解释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其一是1955年ii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不宜援引宪法作定罪科刑的依据。其二是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江苏省高院的批复中对是否引用宪法条文进行裁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第四，违宪事件经常发生削弱了宪法的根本大法地位。《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对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原则的具体规定。国家机关违宪情况大致包括以下几种：首先，不履行宪法职责，职务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包括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如滥用权力等。其次，职务行为没有法律根据，认定这类行为违法，是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这类行为若给相对人一方科以义务使其因此而遭受了损失，国家要负赔偿责任。最后，国家制定的法规，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违宪。以孙志刚一案为例，1991年国务院发出48号文将收容对象扩大到“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三无人员，而在执行中，“三无”往往变成无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三证”缺一不可。也就是说最初制度设计上，收容制度是一种救济制度，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演变成了一项限制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剥夺、限制人身自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可见，《收容遣送办法》与《立法法》相矛盾，同时也违背了宪法。
三、宪法“司法化”不同类型之比较
世界上现存的宪法司法化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美国模式与欧陆模式；表现在审查主体上有分权的与集权的，表现在审查时机上有事后审查的与预防审查的，表现在审查方法上有附带审查的与主要审查的，表现在审查结果上有个案效力与普及效力的等等①。以下分别对两大类型的主要构成进行简单比较、说明和分析。
美国模式承认各级法院都有权进行合宪性审查。但这种审查只针对已经生效的法律，只能在处理各类普通诉讼案件的程序当中采取所谓的“附带审查”（即宪法问题只能作为具体争议内容的一部分而不能作为主要争议提出来）的方式。法院仅仅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作抽象性判断，因此审查结果的效力只限于本案当事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尽量避免由法官来制定法律的事态。当然，遵循先例原则使判决的效力有机会涉及其他同类案件，实际上合宪性审查的结果还是有普遍性的，法律的安定也不会因而遭到破坏。然而，这种普及效力在形式上还是仍然局限于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的具体争议。
与美国模式不同，在欧洲大陆法系各国中，合宪性审查职能被限定在单一司法性机关如宪法法院，宪法评议委员会等集中履行，普通的各级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则无权过问。宪法诉讼在多数场合是由国家机关（包括政府部门，国会议员以及受理具体诉讼案件的普通法院）。按照特别程序来提起，因此合宪性审查与具体诉讼案件的审理是分别进行的。以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性为前提，宪法法院的构成以及人事选任方法都必须反映政治势力的分布状况，审查内容也往往包括政治问题和统治行为。另外，尚未生效的法律，条约也被列入审查范围之内。二战后，英美和欧陆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在司法审查制度出现了趋同化的发展①。其中最典型实例是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根据1947年宪法第81条的规定，日本导入了美式附带合宪性审查制度。尽管如此，由于社会和制度的背景不同，日本的实际做法最终表现出明显的特色：例如分权化的合宪性审查到1975年就名存实亡，最高法院实际上发挥宪法法院的作用，但却不采取抽象性审查的方式，而是通过具体诉讼案件的判决进行部分问题的审查，另外，审查的重点从立法转移到防止行政权力对人权的侵犯方面，在整体上倾向于司法消级主义等等，似乎介于美国模式和战后德国模式之间。
四、我国宪法“司法化”的重要意义及其适用范围
首先，宪法“司法化”有助于保障人权。现实中，宪法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往往因为缺乏普通法律、法规的具体化而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无法得到实现。由于宪法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因此宪法“司法化”能够弥补普通法律、法规的缺陷和漏洞，使宪法规范从静态走向动态，将宪法规定权利落到实处。其次，宪法“司法化”有助于实现法治。宪法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母法地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权威。因此，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树立法律权威首先是树立宪法的权威。而依宪治国树立宪法权威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对于违宪事件和违宪争议，宪法不应沉默，而应将其纳入司法轨道。最后，宪法“司法化”有助于推动宪政。现实生活中违宪现象屡屡发生，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宪法不能作裁判依据的司法惯例与思维定势，有关国家机关对此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实行宪法“司法化”，那么就能激活纸面上的宪法，在司法过程中凸显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和权威，使宪法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无具体法律法规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变成现实，对国家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违宪行为进行有效的追究与纠正。
虽然，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的实现有着重大意义，但是其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如果不对宪法“司法化”的范围进行合理架构，那么会导致宪法的滥诉现象。在我国必须坚持普通的民事审判的私法领域不能直接适用宪法权利条款。宪法权利仅直接适用在公法领域中的，适用在反映公民与国家权力关系的领域中。“宪法中的权利条款仅仅保护其不受“国家行为”的侵犯，而将私人对他人的权利的侵犯留给侵权法”①。刑事审判程序是确定公民是否犯罪以及对犯罪行为人处以何种刑罚的程序，即定罪量刑的程序，刑事审判所处理的案件在性质上属于公法领域案件，但是，由于刑事审判具有定罪量刑性质，依据罪行法定原则，应当直接适用刑法规范，而不宜直接以宪法规范作为其法律依据。在非刑事审判的其他公法领域，也并非都要直接适用，如果立法符合宪法并体现了权利的价值，通过立法构建的法律秩序促进了基本权利的实现，或者说一般法律权利规范已是基本权利规范的具体化则只可直接适用一般法律。在执法尤其行政执法领域，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害，可以直接适用一般法律的权利规范进行救济，在穷尽这种救济之后，再适用宪法权利规范进行救济。
五、对我国宪法“司法化”的体制型构
随着我国法治化的进程，加强公民宪法权利规范的适用性也是当务之急。鉴于中国法治环境的不断改善，在现阶段实现宪法“司法化”的条件已经日趋成熟。
首先，必须改变对宪法的观念，宪法不是“神法”，也不是“闲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的主要任务在于规定国家机构的设置，权限运作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了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对于宪法中的政策条款要有限制，只有那些带有根本性的国家理念和国策，才有必要在宪法中作出规定。
其次，司法审查制度应该逐步到位。第一步，在现行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应当切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维护宪法的权威。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其代表人数众多且每年只举行一次会议，所以应当强化它的常设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员会职权，常委会委员应当实行专职化、年轻化，同时要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以确保它能履行宪法67条所规定的职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第二步借鉴美国模式和欧陆模式，在重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基础上，实行分级违宪审查的制度模式。即在人大常委会内设立宪政委员会，在最高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法院内设宪法审判庭，宪政委员会由13名知名法律家和政治家组成，最高法院审判庭由9名宪法大法官组成，这些组成人员由国家主席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协商提名，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对宪法和人大负责。由宪政委会员重点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违宪诉讼案，宪政委员会履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款、第八款所规定的职权；法律在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表决之前，宪政委员会可以提前进行预防审查。行政法规违背宪法时，宪政委员会可直接撤销上述办法，也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组织特定的问题调查委员会。由宪法审判庭重点审查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以及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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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0]（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蔡拓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1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12]（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4]（英）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5] 在《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8篇中，A，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