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护率低是司法界的共识，而无罪辩护发生的机率更是少之又少。本文拟从论述无罪辩护罕少的原因出发，在律师熟悉实体法、程序法、证据法的基础上，探究律师在进行无罪辩护时应当掌握的技巧和策略，以及可能面对的风险，通过一系列的剖析，展示我国刑事辩护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该条款的规定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律师在进行刑事辩护的过程中，主要是从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这两方面进行的。由于我国刑事诉讼通常是由检察院提起，而检察院提起诉讼的前提是：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经全面审查后，认为侦查阶段搜集的证据能够确实、充分、客观、公正地认定犯罪嫌疑人确已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在现实社会中，针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可能性。但是律师作无罪辩护时的辩护意见又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辩护意见不会被法院采纳。这些原因主要是来自：第一，观念上的原因。大多数人对律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现实生活中，刑事案件辩护率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受国人心中“恶有恶报”等传统文化的内隐思想的指导，人们的外部行为就显现为律师是替坏人办事，是“讼棍”，律师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冲突阻碍着刑事辩护制度，特别是无罪辩护的发展。加之国家本位、权力本位、义务本位人占支配地位，“法律家长主义”在刑事诉讼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使得以自由主义政治为基础的一些人权得不到保障。这样的现实加剧了对律师制度成长的阻碍。第二，体制上原因。公诉机关过于强大，辩护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力量却非常弱小，这种不平衡的大背景下，辩护人向公诉机关发起的“极端”的挑战——进行无罪辩护，或多或少的说都有类似“飞蛾扑火”的悲壮！第三，在刑事政策方面。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为例，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解决犯罪嫌疑人诉讼角色的选择具有三方面的效应：诱惑弃权效应、恐惧惩罚效应和反悔逆转效应，这样的效应是的犯罪嫌疑人处于被动的“自证其罪”的处境，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处于一种具文状态。最后，律师本省也有一定的问题。一些律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拒绝为犯罪嫌疑人进行无罪辩护。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律师作无罪辩护应当在有效利用法律赋予的相关权利的基础上，把握法律的相关规定，掌握相关的方法和策略。

（一）、律师应当熟悉法律。这里的法律包括三个方面的法律：实体法、程序法和证据法。

1、律师应当熟悉实体法

犯罪是法律对案件事实和行为人作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以及量刑都是以实体法为依据。刑事辩护涉及的实体法主要指刑法。这就要求律师熟悉各罪的犯罪构成，此罪与彼罪的犯罪构成的差异等等。以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目的为例，“古典刑法理论认为：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即，违法与否要依据客观行为来判断，主管是判断有无责任的问题。”在目的犯的情况下，主观目的就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因为，此时主观目的是属于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的要件。例如绑架罪要求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拐卖妇女、儿童罪要求以出卖为目的，盗窃罪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是，有些罪名的成立不要求主观目的，主观目的仅仅是决定违法程度。例如走私淫秽物品，如果不存在传播、牟利的主观目的，则仅仅是一般的违法行为，但是，如果存在传播、牟利的主观目的，则构成走私淫秽物品罪。因此，在上述案件中，律师可以在辩护过程中排除被告人的主观目的达到无罪辩护的目的。

2、熟悉程序法

程序法在刑事辩护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程序公正是司法审判的灵魂，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表现方面，通过程序，正义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孙笑侠认为任何程序都是由不同的阶段、步骤组成，各种不同的角色在其间相互配合，程序是一种角色分配。这种角色的分配使得各个角色被阻隔开，这种阻隔是有意识的阻隔，促使各个角色能够专心致志地思考法律问题，保障正义。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其中，完善的程序正义认为只要是依照程序来分配，则结果是正当的。这其实我们：程序正义可以矫正实体法的不足，通过程序正义矫正不正义的法律。程序限制恣意，一旦违反程序，必将受到惩罚。此因，律师在进行无罪辩护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程序性辩护，即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来进行认定行为无效的辩护，这种辩护可能使警察、检察官、法官处于答辩者和受审者的地位，有利于平衡强势的国家机关与弱势的被告之间的悬殊地位。

3、熟悉证据法

证据法在刑事辩护中作用巨大。我国审判的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件事实又是指被证据证明了的“事实”，因此，审判过程主要是一个举证、质证、认证的过程。而刑事审判更是罪刑法定的框架下严格适用证据规则对被告定罪量刑，通俗地讲，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在庭审中用证据支持辩护意见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强奸案中，受害人体内遗留的精液的DNA与被告人的DNA不一致的鉴定结论，足以证明被告人不是强奸行为的实施者。在刑事辩护中，律师应当谨记：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是有人民检察院即控方承担，辩护律师只需找控方提供的证据的不足，破坏控方的完整的证据链，使控方的指控就不能成立。著名的辛普森案件，律师正是破坏控方完整的证据链，导致控方指控的谋杀罪的罪名不能成立，辛普森被法院判决无罪。

（二）、律师在作无罪辩护时应当掌握的技巧和策略

律师作无罪辩护的风险很高，为尽量降低风险，律师在作无罪辩护时应当掌握相关技巧和策略。

第一，案件的筛选。律师在选择进行无罪辩护的案件时，应当有意识地将社会学运用到法律实践中，在社会学视野下从诉讼案件当事人的社会特征的角度来决定是否进行无罪辩护。依据布莱克的理论“世界各地及贯穿历史的一条法律行为的原理：下行的法律严于上行的法律”下行的法律的适用是指社会地位低的被告冒犯了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人的诉讼中，法官适用法律量的情况。而且，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社会学意义上强度小的案件的被告作无罪辩护的成功率比社会学意义上强度大的案件被告的成功率高。

第二，审判技巧。律师在作无罪辩护时，应当从实际出发，面对现实，律师在庭审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权威学者的论证意见，以增强自己论证的说服力，增加辩护理由被采纳的几率。律师在法庭审理期间，应当充分利用媒体、网络及内参等资源，将相关案件情况公之于众。阳光作为最好的防腐剂，媒体、公众的监督有利于司法机关在保证国家刑事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同时，保证办案质量；有利于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性的基础上，更好地维护刑事被告的合法权利。此外，律师还可以通过在庭审中有意制造重复发问的策略来强化法庭对证明被告无罪的事实的关注，注意就公诉人或者其他人对被告人的不当询问、发问及时提出异议，要求审判长制止。这些都是将无罪之人被判有罪的概率最小化的策略。

第三，有效的案例指导制度。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计划改革纲要》指出“规范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现实社会中，该制度已被得到证实，河南省中原区法院实行的“先例判决制度”。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指导性案例虽“不能成为裁判的直接法律依据，但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可以作为裁判理由或者辩论理由而引用”。但是案例指导制度尚未在全国统一建构，关于指导性案件的选择、标准、运行等的规范性文件尚未出台。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告》上刊登的各个领域的案例可以说是案例指导制度的初级雏形。例如：某省一法官严格按照法律裁判案件，但是当事人不服裁判，于是双双在人民法院前饮毒自杀，于是该法官被起诉，一审认定法官“玩忽职守”以致酿成大错，但是在二审中，法院用一份长达五六十页的裁判裁决该法官无罪。对于这样的案件，律师完全可以借鉴，从而引导法官作出无罪裁判。

当然，律师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运用自己掌握的技巧和策略进行无罪辩护是，应当注意降低无罪辩护的风险，在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维度下，充分保护好自己。律师作无罪辩护时会面对哪些风险呢？

第一，作无罪辩护的前提是遵守现有的法律，因此律师应当尊重已有客观事实。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办案机关刑讯逼供等违法问题要依据客观证据不能轻信，律师不得干扰证人作证，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不得毁灭、伪造证据；不得帮助毁灭、隐匿、伪造证据；不得诱导、暗示被告人作违背事实的陈述或者改变陈述，这些都是选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利剑，时刻警戒律师依法行事，督促律师是提升自身修养，提高法律意识。

第二，在庭审期间，律师虽然可以借助媒体、网络督促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但是律师在向媒体、网络公开案件相关信息时，应当注意保守追查刑事犯罪的秘密事项及案件中的其他秘密事项，不得将自己掌握或指导的上述秘密以口头或书面泄露或者泄露实物文件，或者用密写、影印、摄影、复制等书面泄露方式泄露给不应知悉的人，否则，若因泄漏秘密导致情节严重的后果，律师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最后，律师作无罪辩护，特别是对案件事实复杂、影响大的案件的被告作无罪辩护时，律师应当关注相关政策的规定。对于建立了大案汇报制度的地方规定，律师应当支持并予以坚持。律师在无罪辩护过程中，应当设法取得律师协会和司法局的支持和帮助，即使与办案部门沟通、交流。为无罪辩护的成功奠定基础。但是在与相关政府部门接触的过程中，应当避行贿、介绍贿赂之嫌，保持廉洁作风。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中的无罪辩护率虽然低，但是对于保障司法公正，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的合法权利意义深远。同时，无罪辩护可以督促我国尽快构建无罪推定的法律制度，促进法律变迁。而且这种法律变迁是一种和谐的变迁，加快了具有独创性的中国是法治的构建进程。
从立法上保护轻微刑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滑力加


本文所指轻微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轻微案件。
笔者最近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公安机关对轻微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力。其表现为：有相当一部分公安人员在办案中，不管是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还是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往往是不到法定期限界满不出手。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轻微刑事案件，少则一个半月，多则三个月，甚至更长，才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由于公安机关办案用时过长，再加上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用时，到法院判决时，造成被告人判决生效时实际所服刑期已超过判决应羁押刑期。这就使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有时甚至是严重侵犯。如赵某某、冯某某盗窃一案，就是典型的例子。赵、冯二人共同作案二起，盗窃自行车5辆。价值991元。二犯罪嫌疑人于2002年8月19日被某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9月23日逮捕。11月21日移送某区检察院。公安用时3个月另2天。
某区检察院根据案件管辖，于同年12月3日送市检察院，用时13天。市检察院于12月19日将案件交有管辖权的某检察院办理。检察机关转办共用一个月。某院因公安机关没有将案中盗窃物品分别列出，无法计算所盗窃的每辆自行车的价值，于2003年1月13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检察机关第一次审查起诉用时26天。
2月13日，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将案卷再送检察机关，补查用时一个月。
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时共有四人，而其中有两人的犯罪事实既同赵、冯二人不相关，又不属于本院管辖，又于3月7日再次退回公安机关，让其分案。检察机关二次审查用时24天。
公安机关将案卷分开后，于4月4日再次移送检察机关，用时27天。
检察机关于4月15日起诉到法院。第三次审查用时11天。
法院受案后，正赶上SARS流行时期。为防疫情，看守所不让提人。48天后，即6月3日，法院作出判决：二被告人犯盗窃罪，均判处拘役三个月，罚金1000元。
刑期自2002年8月19日起至2002年11月18日止。
即使是10天后（6月13日）判决书生效日计算，被告人已被多羁押207天！
从此案卷宗上看，两个犯罪嫌疑人早在2002年8月18日，即公安机关刚一传唤时，已经交待了全部犯罪事实和赃物去向。按说这样的案件一经批捕，几天内就可以移送起诉了。但由于办案人员侦查用时过长、工作失误，检察机关退补时又久拖不结，显然是造成二被告人多被羁押207天的主要原因。
类似案例相当普遍。笔者在高检院开展的“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中，对某区法院二季度已判决的案件共38件60人进行了调查。在38件案件中，法院判处6个月以下刑罚的共有8件。其中只有两件两人没有造成被告人判决时多被羁押的情况，其余6件8人不同程度地造成被告人判决生效时实际所服刑期已超过判决应羁押刑期。
办案机关过去常常以案件的复杂性、疑难性和身份证明取不上，来为自己的超期羁押行为辩解。可笔者调查的这6个案件没有一件是复杂疑难的。也没有一件是由于流窜作案，因身份证明取不上而耽误的。但为什么如此简简单单的案件，侦查机关就不能抓紧结案呢？
笔者也曾和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就此事探讨过。总结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客观上讲，这几年，刑事案件逐年上升。公安人员除了办案以外，还担负着城市治安巡逻、特殊警卫等工作，任务十分艰巨。还有就是办案机制不健全，尤其是缺乏必要的奖励机制。案件的质与量与奖惩无关。往往有鞭打快牛的现象，即谁的案件办的越快，就分的案件越多。长此以往，有的人往往采取压案的方式来消极对抗，故意把案件拖到快到期时才向检察机关移送。当然这里也不能排除个别办案人员利用案情较轻，明知犯罪嫌疑人到法院也判不了多长时间，从而以此刁难其亲属，想从中收受好处的情况。
公安机关中有些人业务素质低，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通过调查，检察机关办案用时普遍较快，但从中也发现有些不应该捕的人捕了；可诉可不诉的诉了。如这6个案件中，就有两件案件属于可不捕、不诉的。但可能是由于怕受不捕、不诉率的影响，而批捕起诉了。
从根本上讲，这6例案件之所以造成判决时，被告人所羁押的时间高于应羁押的时间，是我们的执法人员的执法观念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意识不强。
从所调查的6个案例看，只有一件是退补侦查超期造成的，其余5件均是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造成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实际侵犯的。如上述案例，从整个诉讼程序上看，除法院因非典这一特殊情况，超期28天外，公安、检察机关都没有违法之处。可被告人却被多羁押了200多天！
笔者认为，要确保轻微刑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现行法规下，检察机关一是要严把批捕、起诉质量关。
检察机关抓不捕率和不诉率确有必要，但不应当为了降低不捕、不诉率而牺牲逮捕和起诉的条件。应严格执行刑诉法关于逮捕的规定，不够条件的坚决不捕。要利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两种法定强制措施，以保护轻微刑事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要加强监督机制。侦查监督部门，在批捕阶段就了解每件案件的基本情况，应配合公诉部门，共同监督侦查机关的案件办理情况；公诉部门要对移送法院的案件进行监督，督促其尽快开庭和判决；监所检察部门要深入了解在押人犯情况，发现有超期羁押的，要及时纠正。
三是建立健全办案奖惩机制。 在公检法内以开展“办好案，快办案”活动，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速度。对办案质量高，速度快的要表彰奖励，以鼓励其办案的积极性。而对那些故意拖延办案，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要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但最根本的还是从立法上制定保护轻微犯罪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至第一百七十九条，是对人民法院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规定。其中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
可对此类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时限，刑事诉讼法却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为此笔者建议今后在修改刑诉法的时候，要充分考虑限制此类轻微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时限，从而从法律上保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
2003年8月
（注：滑力加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