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是什么？
——登特列夫的回答
中国政法大学2006级法学理论专业 杨天泰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

引言
登特列夫在其经典著作《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序言中谦虚、深沉而充满激情的写道：“如果这么单薄的论文也配题献给谁的话，我将毫不犹豫的把它题献给稍后的黯淡岁月中的诸多友人，他们的事迹证明了，确有一种唯一值得我们为之效死的天地大法存在。”我想，登氏所谓的这种唯一的神圣到值得我们为之效死的天地大法，不是别的，正是能代表人类正义、反映人类本性、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的自然法。这自然法虽不为我们所见，却时时处处指导着作为人类的我们的行为，甚至在人类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对着某些所谓的“强权即是公理”的实在法大声说“不”。这自然法并非显而易见的规则体系，而毋宁是一种价值观念。那么，登氏又是如何来阐释这玄之又玄的“自然法”呢？
一、对“自然法”范围的限定及其研究路径
登氏在此书的开篇“导论”部分首先作出声明：“本书所要讨论的自然法观念，乃是涉及人类行为的而非涉及自然现象的一个观念。”登氏一开始就把自然法视为一种观念而非一种确定的客观实在；他把探讨范围限定在“涉及人类行为”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范围之内。而探讨的路径不外乎历史与哲学两种。“但是以上两种路径，似乎都难以完全令人满意。”历史的路径不但繁琐沉重，而且往往会误导我们认为“自然法有十足连续的历史”，这种形式上的连续性让我们混淆了同一个名词（即自然法）所包含的不同观念和体现的不同思想。因为“除了名称相同之外，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与近代的自然法观念，几无共同之处。”哲学的路径无疑可以摆脱历史路径带来的这种弊端，我们可以通过哲学的路径发现形式连续性掩盖之下的不同自然法观念的真正内涵并加以区分，却使我们发现“自然法竟是像鬼火一般的不可捉摸”。“要克服上述种种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兼采历史的与哲学的路径。” 这样以来，不但可以准确把握历史上各种“自然法”观念的内涵，而且能够正确定位这些内涵各异的“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二、“自然法”在历史或现实中之不同面相
在“自然法”抽象而学究的外观之下，我们可以在历史或现实中看到其所呈现的不同面相。登氏的著作中提及的第一个“见于法律的固有领域”的自然法之面相就是透过《查士丁尼法典》所展现的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罗马法的遗产能够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和财富，其中的自然法观念功不可没。这观念使《查士丁尼法典》以全人类为立法对象，并自命具有普遍效力，而且这效力来源并非武力，而是“理性”——“法律之固有的尊严”。罗马时代的法学家们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之上苦心孤诣地探求一种“适用于一切民族与一切时代的永恒不变”（西塞罗语）的法律，这法律之所以如此神圣永恒，正是因为其以斯多葛学派的“人性普遍”与“人类平等”等哲学思想为基础，而不管是罗马人或者是雅典人，都无法摆脱这种相似而平等的人性而变为另一种生物。《罗马法大全》的编纂者们在其“文摘”部分煞费苦心的录入不同的法学家关于“自然法”、“国际法”、“国内法”等歧异明显的定义和法律的分类，也许是为了说明，自有各种具有不同效力范围的“法”存在，而不管法学家如何表述它们之间的这些不同。以罗马法的自然法学说为基础而建立的这个“无与伦比的完整而和谐的法律体系”不但颇为梅因所赞赏，而且登氏还提醒我们，罗马的法律传统，教导了西方世界把法律视为人类之共同本质，视为实现永远公平与善良的事物之一种不歇的努力。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律家抱有一项要求——要求法律符合于自然，符合于公道与正义。正是这项要求，使他们的自然法观念赋予法律一种固有的尊严与价值。
“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呈现的另一个面相就是“一个完整伦理体系之基石”。自然法观念在中世纪成功地使神学智慧与俗世智慧相结合，这固然要归功于中世纪的教会法学者。“依教会法学者，自然法可以溯源至上帝，它的教诫之所以具有权威性，乃是因为它经过天启的证实与推行。”自然法由此获得上帝赋予的神圣性，而自然法之中包含的“人类理性”等哲学概念对基督教信仰也不无裨益。“自然法”实在是俗世智慧与神学智慧所共同体现的人类智慧之结晶。中世纪哲学之最伟大的代表圣托马斯阿奎那在其旷世巨著《神学大全》中对自然法观念作了一番全新的阐述。阿奎那所谓的“自然理性之光”即“自然法”是“理性的造物”即“人类”分享的“永恒定律”，而这“永恒定律”来自上帝，是上帝对人类的合理指导。登特列夫把阿奎那的自然法观念之贡献归结为三点：第一，阿奎那把自然法视为人之尊严与能力之表现。因为人类得自于上帝的理性，自然法得以成为人类专属的诫律。第二，阿奎那把自然法设想为道德之基础。因为人类得自于上帝的理性以及人性因此所具有的尊严与能力，体现人类理性与智慧的国家从而成为自然道德之最高表现。世俗权威因此得以正名。第三，阿奎那的自然法成为评判人类社会政治体制之好坏的最高准则。在这一点上，阿奎那认为国家及因其而生的法律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它们必须符合正义。这正义的涵义虽然有点含糊，但是不合正义的事以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为标准的话却是易于判断的。人类并没有义务去服从那种不合正义的法律，即便他身为此种法律之下的臣民。
“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所呈现的第三个面相，或者说是巨大的历史功绩，充分体现在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中，而且使自由与平等的伟大理想深入人心，甚至写入人类社会的法律典籍。登氏称其为“自然权利的理论”。这套理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理性主义。近代自然法理论之建立者荷兰人格老秀斯将自然法观念翻新改造并作出了自己的阐释。他有一句名言：“即使上帝不存在，自然法也仍然不失其效力。”他甚至拿数学来作类比，声称：“正如即使上帝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他也不能使本来是恶的东西成为不是恶。”自然法是不证自明的，它也许来源于上帝但并不完全依附于上帝。自然法之理性证据已然充分。于是自然法得以脱离神学的束缚，成为“俗世的”观念和智慧。第二，个体主义。个体主义发轫于个体之间的协议的契约观念。正如康德所言：“要把个体的自然权利置入国家架构之内，契约观念是唯一可行的法子。”登氏总结道：“就形式而言，契约乃是个体意志之表明——这意志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根据自然法而建立一种相互的义务关系。就实质而言，契约的内容就是个体之‘自然权利’，这权利被用以交换同等或更大价值的东西——社会之利益及政治组织之安全。”第三，激进主义。这套理论的激进充分表现在它为人权所作的的辩护上，这种凭借自然法之力量而自然地属于人的权利因而得以对既存体制进行抗辩或挑战。
三、“自然法”与“法律之本质”
法律是命令抑或正义？“自然法”明确摒弃“法律即是命令”的观念。法律何以不能是“主权者的命令”？如果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那么主权者便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因为其独立于法律之外。但是主权者并不能免除一切法律义务，否则便是不折不扣的强权与暴政，社会秩序无法建立。而且主权者的命令之外还有一些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可以称之为法律，譬如国际法。
法律是意志抑或理性？如果法律就是意志，无论这意志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人民的意志，当上帝不存在或者人民的意志失去理性，法律又将呈现出何种面貌呢？法律尽可能是意志的表现，但未必尽然只是意志的表现，理性同样不可忽视。
登氏认为，自然法原是有关法律的一种界说，它隐含了对法律观念的一种扩充，甚至可以扩充到“任何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或准则”（胡克语）。这种扩充虽然太过宽泛和笼统，却有助于“使人们得以用新的眼光去了解法律现象。一种法律，即使不能对人施以制裁，仍然可以是一种法律”。例如国际法或宪法的某些条款。
自然法恰恰提醒我们，法律不仅仅是命令抑或意志，而应当更多地体现正义抑或理性。
四、自然法学说对“法律与道德”之关系问题的阐述
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问题是历史上任何法理学派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法学家庞德在其著作《法律与道德》中对历史上的各法理学派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进行了一番近乎完美的梳理。庞德认为，法律与道德有着共同的起源，但在发展过程中分道扬镳了。他说：“将法律和道德彻底分开的做法（像分析法学家所追求的那样），以及将两者完全等同的做法（像自然法学派所追求的那样），都是错误的。”这不失为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所作的一个中肯而客观的定位。但是在登特列夫看来，庞德把法律与道德等同的错误做法归咎于自然法学派确实有点冤枉了这些虔诚而勤勉的自然派法学家们。
登氏总结了法律与道德混淆的两种情况：第一，法律道德化，即法律从属于道德。这源于自然法理论认为法律的目的不仅在于使人服从，也在帮助他们成为有道德的人。这显然不利于法律的独立与发展。第二，道德法律化。把法律评价引进道德领域，这样做的后果对法律抑或道德都不利。“正如人们感到法律之道德化有违法律经验之证据，人们也感到道德之法律化会危害到道德的本质。”譬如以武力强制迫人为善，这“善”还是不是原来的“善”？
登氏随后开始为自然法学家们为区分法律与道德所作出的贡献仗义执言。法律与道德之区分已为法学界诸多学者所熟知，正如庞德总结的：“在主旨方面，据说道德涉及人的思想和情感，而法律只涉及人的行为；伦理学的目标是完善人的个体品格，而法律只是尝试去调整个人和个人之间、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据说道德更关注这类行为背后的事物，而不仅仅是行为本身。相反，法律关注行为，并且只是关注表现于行为性质之中的思想与情感，并以此判断它们对一般安全或一般道德所构成的危害。”登氏也把法学家们所作的这些区分总结为三点：第一，法律是社会的或客观的，道德是个体的或主观的。在登氏看来，这个区分，“即使经院学者，对这个要义也不是完全懵然无知的。”阿奎那就认为，自然法作为一种道德诫律，管辖范围是及于“一切德行”的，但人订的法律基本上并非以增进美德为目的，而毋宁是确保一个和平的共同生活的目的。这个目的正是社会性的目的。第二，法律的强制力不同于道德之约束力。登氏眼中的中世纪自然法理论家已经领会到法律命令与道德命令的区别了。第三，法律的“外在”与道德的“内在”。法律更多是源于外在的经验，而道德则深入人们内心的良知。法律义务之“外在性”也被早期伦理与自然法作家认识到了。他们典型的代表就是阿奎那和胡克。阿奎那认为，鉴于“人只能看到呈现的事物”，所以人只能对外在行动下判断；只有上帝才能判断意志的内在活动，深入人之不为人见的内心深处。胡克则称，人订的法律关注“已发”，只管行为；上帝的法律则可以关注未发，注重人的心灵。在这个总结之后，登氏为自然法学说正名道：“自然法学说绝不是使以上两个领域（即法律与道德）混淆的祸首，相反的，它使人对其差异有更深的认识。
尽管部分法学家希望通过法律与道德的这些区分而试图将法律与道德截然分开，但是其结果却让他们失望了。道德未必就是个体的，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着公共道德。登氏说：“一种纯属个体的道德是无法想象的。”法国人涂尔干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无论群体是什么样的，道德与群体成员的身份是一并形成的。”法律的强制力也并不能必然证成法律之为法律，因为强盗同样可以有强制力，而且某些法律即是没有明显的强制力也不失其为法律，譬如国际法与宪法的某些条款。法律之外在性也是模糊和大概的，因为即便是外在命令也需关注内在的意志与自由，否则法律之中便不会有“善意”、“恶意”之类的概念了。自然法学说让我们直面法律与道德之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使我们认识到二者的区分不是那么简单。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自然法学说既承认法律与道德的紧密联系，也不否认二者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却应当是更深层次的。
五、结论
是时候下结论了。登特列夫在全书的结尾引用了康德的一段名言之后，写道：“上面所说的价值与规范恰好重合的地方（它就是法律之终极根源，同时也是道德生活之肇端），我相信，正是两千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名之为自然法的东西。”依他，规范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是并不是必然分离的，虽然不是所有的规范都可以作出价值判断，但是总有一些规范（而不管这些规范是不是被承认为法律）是需要作出价值判断的，价值与规范必然有其重合的地方，而这正是人们以“自然法”这个语言之中的词汇来命名的。自然法是对“什么是法律”这个被法学家和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的一种回答。为什么在这个问题的诸多答案之中，自然法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呢？康德告诉我们，“光知道法律实际上‘说或曾经说’什么并不足以使法律家知道法律‘是’什么，而只能使他们知道在某时某地有些什么与法律有关的事物。”也正如先贤西塞罗假马卡斯之口所说的，“但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我们是要以一种方式去全面探究普遍正义与法律之整个领域。相形之下，我们自己的民法，倒显得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角落了！”“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的完满答案不但也回答法律是“什么”，而且要回答法律“何以”存在法律，法律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等等诸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实证主义法学家所无法回答或者有意回避的。而自然法学说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缺。登氏认为，“自然法观念同时带有法律的性格与道德的性格。对自然法的一个最佳形容，也许就是说它为法律与道德的交叉点提供了一个名称。……自然法原就是一种努力，想以法律的或‘规范的’术语来陈述某些被认为绝对有效的价值。”也正如他在导言部分所说的，“如果没有自然法，意大利半岛上一个农民小共同体的渺小法律，绝不可能演变成为后来国际文明的普遍性法律；如果没有自然法，中世纪神学智慧与俗世智慧之综合，亦必永无可能；如果没有自然法，恐怕也不会有后来的美国与法国大革命，而且自由与平等的伟大思想，恐怕也无由进入人们的心灵，再从而进入法律的典籍。”
不管是何种法学派别的法学家，他们都在追求着自己渴望的理想的法律。自然法学家追求一种永恒与绝对的价值标准；实证分析法学家希望法律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社会法学派学者则希望法律成为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历史法学派学者则希望法律成为民族精神的体现；甚至概念法学者希望构建一个完美的“概念天国”……我们都希望未来的世界或者说未来的法律世界更加美好。但是我无法想象，一个完全抛弃自然法学说的指引，完全剔除了道德的法律体系将会是何种面貌？无情？机械？僵化？但我知道，就算有这么一个法律体系的存在，这个体系也无法完全排除立法者、司法者或者守法者作为个体的良知。哲学家柏林曾经说过：“人之所以可能理解其当代人或任何时代的人，人类相互间之所以可能彼此沟通，却有赖于某种共同的价值存在，而不仅止于依靠大家共有的一个‘实际世界’的存在。后者只是使人类能够互相沟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人类若要彼此沟通，便需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基础，亦即是一些互相关连的概念与范畴，这对人类的沟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唯有依赖这一点共同的基础，我们才能认清其他的人之所以为人，其他的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原因。”我想，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法未尝不是一个不同时代或地域的人类可以而且能够互相沟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意］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李日章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2.［美］庞德著：《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3.［法］涂尔干著：《社会学与哲学》，梁栋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
4.［英］以赛亚•柏林著：《自由四论》，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
国务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今年以来，各地继续把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以下简称：两个确保）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仍有一些地区未能完全做到两个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发放出
现了新的拖欠，部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未能足额领到基本生活费，个别地方还由此产生了不稳定因素。针对这些问题，为进一步做好两个确保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领导，增强做好两个确保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各级人民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有关方针、政策，一把手要直接负责，经常了解两个确保工作情况，认真研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各级劳动保障、经贸、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建立工作
协商制度，加强工作交流和协调。企业领导班子要关心职工特别是离退休人员和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认真履行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要重视做好两个确保的宣传工作，发挥舆论和社会监督作用。对今年新发生拖欠的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未按规定发放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
以及代缴的社会保险费，各地要尽快予以补发和补缴；对今后因工作不力而再度发生此类问题的地区，要在全国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并追究当地政府领导的责任。
二、积极筹措资金，确保不发生新的拖欠。各地要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预算中社会保障性支出的比例；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社会保障资金，要及时足额拨付，并比上年有所增加，财政超收的部分除用于法定支出外，应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对今年各项社会保障资金
的收缴情况和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社会保障资金的情况，各地要进行一次全面认真的检查，凡是资金安排不到位的，都应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加以补充，以确保基本养老金发放和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不留缺口，省级人民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对于财政确有困难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
的资金缺口，经劳动保障部、财政部核实后，由中央财政给予补助，但补助要与各地两个确保工作实绩挂钩，对未达到工作要求的地区要酌情扣减补助数额。对财政承受能力较强、基金结余较多地区当期发放出现的资金缺口，要采取积极措施，动用社会保险基金历年结余和通过增加财政投
入解决，中央财政不予补助。
三、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今年内，各地要积极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将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集体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事业单位，按规定全部纳入覆盖范围。对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农垦、森工等企业，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相
应政策，保障其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城镇集体企业已参加社会保险的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未参加社会保险而又停产多年的，其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直接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规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对转制和被兼并企业的职
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及时为其接续社会保险关系。对破产企业和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重新就业后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参加社会保险的单位和职工要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对拒缴、瞒报、少缴的要依法处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承担社会
保险费征缴工作的税务部门，要加强征缴工作的力度，依法做到应收尽收。对企业欠缴的社会保险费，要加大清理追缴力度，尽快回收。要严格实行社会保险基金收支两条线管理，保证专款专用，严禁发生新的挤占挪用，对已被挤占挪用的基金要尽快收回。审计机关要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
和重点欠费企业的专项审计，对故意欠缴社会保险费和违规动用社会保险基金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追究责任，并向社会曝光。
四、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加快实现管理服务的社会化。各地要通过加强基本养老保险费征缴、财政补助等措施，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目前仍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费差额缴拨的地区，要在今年9月底前改为全额缴拨。各地不得实行行业间的封闭运行，
对尚未完全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地区，在明确保证发放责任的同时，要加大基金调剂力度，对当期发放确有困难的地区要及时实施基金调剂。对基本养老金计发标准要认真进行清理，凡属国家规定统筹项目内的基本养老金，必须保证足额发放；统筹项目外的，应由企业根据效益情
况自行确定。实行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是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减轻企业负担的重要手段，也是建立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条件。各地要制定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的工作方案和实施计划，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基本实现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或委托银行、邮局等社会服务机
构发放基本养老金的目标。要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组织的作用，为将退休人员纳入社区管理提供服务。
五、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大力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各地要坚持按照“三三制”的原则筹集资金，凡是有支付能力的企业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必须保证资金到位，对困难企业自筹和社会筹集不足的部分，经劳动保障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核后，由财政给予保证，以确保国有
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发放。对于在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协议期满仍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要按规定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失业保险到期仍未实现再就业的，由民政部门按规定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要加快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实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由
再就业服务中心保障基本生活向失业保险和市场就业的转变。要拓展就业门路，大力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持社区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组织下岗职工从事植树种草、环境保护和社区服务等工作，努力实现再就业人数大于新增下岗人数。各级财政要积极安排资金，支持劳动力市场建
设和再就业培训工作。要加强督促检查，切实落实信贷、税收、经营场地等各项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更多的下岗职工自谋职业和组织起来就业。
六、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凡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都要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实行最低生活保障。要根据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合理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既要保障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又要有利于促进下岗和失业
人员再就业。要准确核实保障对象的收入水平，规范申请、评审和资金发放的程序，严格审查，张榜公布，接受监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民政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和管理，各级财政要积极支持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作，努力增加投入，确保资金到位，对财政确有困难的地
区，中央财政酌情给予支持。
七、加强基础管理，转变工作作风。各级劳动保障、民政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进一步加快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建立健全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的数据库等社会保障技术支持系统，切实解决社会保障工作中存在的底数不清、数据不实等问题，各级财政要
对这项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要加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区服务组织的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工作条件，努力提高服务质量。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坚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及时了解企业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和困难群体的意见和要求。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要加强调查研究，严格检查有关政策的落实情况，对群众反映的突出困难和问题，要及时解决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两个确保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关系到广大职工特别是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和城市生活困难人员的切身利益。各地要按照本通知的要求，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加强督促检查，切实将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为改革、发展、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2000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