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知识产权局


关于印发《广州市知识产权局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的通知

穗知〔2007〕36号

各有关单位：

　　现将《广州市知识产权局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径向广州市知识产权局政策法规处反映。

广州市知识产权局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附件

广州市知识产权局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专利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广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规定，结合本局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局依法作出对个人处以1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5万元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行政相对人要求举行听证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听证程序遵循依法、公开、公正的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

　　第四条　听证程序实行告知、回避制度，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质证的权利。

第二章　听证组织部门和听证人员

　　第五条　本局或本局委托执法组织拟作出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由本局负责组织听证。

　　第六条　听证会由听证人员组成。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由主管执法工作的副局长指定。涉及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由局长指定听证会组成人员。

　　听证员可设1名以上4名以下，协助听证主持人组织听证。听证会组成人员应为单数。

　　听证设书记员一名，具体承担听证笔录的制作工作。

　　听证人员不得由本案调查人员担任。

　　第七条　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应当持有《广东省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证》，并经过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的培训考核。

　　听证主持人应由本局从事法制工作2年以上或者从事行政执法工作3年以上的人员担任。

　　第八条　听证主持人行使以下职权：

　　(一)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并通知听证参加人；

　　(二)审查听证参加人的资格；

　　(三)主持听证，并就案件的事实、证据或者与之相关的法律对听证参加人进行询问，要求其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四)维持听证秩序，对违反听证纪律的行为进行警告或者予以制止，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其退场；

　　(五)对听证笔录进行审阅，并向局领导提出听证报告及处理意见；

　　(六)决定中止、终止或者延期听证，宣布结束听证；

　　(七)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九条　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行政相对人及其代理人也有权申请其回避：

　　(一)本案调查人员；

　　(二)行政相对人、本案调查人员的近亲属；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

　　(四)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

　　前款规定，适用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

　　行政相对人申请听证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回避的，由听证主持人决定，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的，由主管执法工作的副局长决定，听证主持人由主管执法工作副局长担任的，由局长决定。

第三章　听证参加人

　　第十条　听证参加人包括：

　　(一)案件调查人员；

　　(二)行政相对人及其代理人；

　　(三)与本案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四)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

　　(五)其他有关人员。

　　案件调查人员是指本局具体承办行政处罚案件调查取证工作的人员。

　　行政相对人是指被事先告知将受到适用听证程序行政处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十一条　行政相对人、第三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1至2名代理人。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的，应当向本局提交由委托人签名(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写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第十二条　听证行政相对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或者放弃听证；

　　(二)依照本规定申请回避；

　　(三)出席听证会；

　　(四)进行陈述、申辩和质证；

　　(五)核对听证笔录。

　　第十三条　与听证的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本局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听证，或者由听证主持人通知其参加听证。

　　第十四条　听证参加人应当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出席听证，遵守听证纪律，如实回答听证主持人的询问。

第四章　听证的告知、申请和受理

　　第十五条　对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本局应当制作《听证告知书》，告知其有要求听证的权利。行政相对人要求听证的，应当自收到听证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以邮寄方式提出听证要求的，以寄出的邮戳日期为准。

　　听证主持人应当在听证会举行的7日前，将《听证会通知书》送达当事人；把听证时间、地点等事项通知其他参加人。

　　公开听证的案件应在听证会举行3日以前公告案由、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听证举行时间和地点。

　　第十六条　行政相对人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或者明确提出放弃听证的，不得就本案再提出听证申请。

第五章　听证准备

　　第十七条　本局应当自接到行政相对人要求举行听证的申请之日起3日内，确定听证主持人、听证员和书记员。

　　第十八条　案件调查人员应当自确定听证主持人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案卷及需要参加听证的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和勘验人名单移送听证主持人，由听证主持人阅卷，作听证准备。

　　第十九条　听证主持人应当自接到案件调查人员移送的案卷之日起15日内举行听证，并于举行听证7日前将听证通知书送达听证参加人。同时将案卷退还给案件调查人员。

　　听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行政相对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三)听证主持人、听证员和书记员的姓名；

　　(四)告知行政相对人有权申请回避；

　　(五)告知行政相对人准备证据材料、通知证人等事项。

　　听证通知书必须加盖本局的印章。

　　第二十条　听证参加人接到听证通知书后，符合第三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不能按时参加听证的，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听证主持人，请求延期举行听证。由听证主持人决定是否延期，并书面通知听证参加人。

第六章　听证

　　第二十一条　行政相对人应当按期参加听证，未按期参加听证并且事先未向听证主持人说明理由，或在听证时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中途退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由书记员载入听证笔录。

　　第二十二条　听证会举行前，书记员应当查明行政相对人和其他参加人员是否到会，宣布听证纪律，听证会开始时，听证主持人按下列顺序组织听证：

　　(一)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介绍案由；

　　(二)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组成人员、书记员名单；

　　(三)听证主持人核对听证参加人身份；

　　(四)听证主持人告知行政相对人有关的权利和义务，询问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五)案件调查人提出行政相对人违法的事实、证据、法律依据和拟作出行政处罚建议；

　　(六)行政相对人、第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进行陈述和申辩；

　　(七)案件调查人员、行政相对人和第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在听证主持人的组织下相互质证、辩论；

　　(八)听证主持人按照案件调查人员、行政相对人、第三人及其代理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

　　(九)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第二十三条　案件调查人员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参加听证或者在听证过程中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中途退场的，视为案件调查人员放弃听证陈述和答辩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行政相对人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宣布暂停听证，报请局领导决定是否回避，需要确定新的听证主持人的，听证延期举行；听证主持人不需要回避的，听证继续举行。行政相对人申请听证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回避的，由听证主持人决定。

　　第二十五条　听证参加人和旁听人员应当遵守以下听证纪律：

　　(一)服从听证主持人的指挥，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不得发言、提问；

　　(二)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不得录音、录像、摄影；

　　(三)听证参加人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不得中途退场；

　　(四)旁听人员要保持肃静，不得议论、喧哗、哄闹或者其他妨碍听证秩序的活动。

　　第二十六条　听证主持人对违反听证纪律的参加人或参加人的不当辩论，有权予以制止；对违反听证纪律的旁听人员，听证主持人有权责令其退席，严重妨害听证正常进行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　在听证过程中，案件调查人员有权提出行政相对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意见；行政相对人可以就所被指控的事实、证据及相关问题进行申辩和质证。

　　第二十八条　所有与认定案件事实有关的证据都应在听证中出示，并经质证后确认。行政相对人和案件调查人员可以就有关证据相互进行质证和提问，当事人的代理人经听证主持人同意，可以向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提问。行政相对人和案件调查人员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也可以向到场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听证会组成人员可以向案件调查人员、行政相对人及其代理人提问。

　　第二十九条　听证主持人可以对本案事实进行询问。听证主持人认为证据有疑问，可能影响行政处罚的准确性，可以宣布中止听证，由本案调查人员对证据进行重新核实后再进行听证或另行安排时间听证。

　　第三十条　听证主持人应当公开、公正地履行主持听证的职责，不得妨碍听证参加人行使陈述权、申辩权和质证权；不得徇私枉法，包庇纵容违法行为。

　　第三十一条　书记员应当将听证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听证笔录应载明下列事项：

　　(一)案由；

　　(二)听证参加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三)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姓名；

　　(四)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方式；

　　(五)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事实、证据、处罚依据和行政处罚建议；

　　(六)行政相对人、第三人或其代理人陈述、申辩和质证的内容；

　　(七)证人证言；

　　(八)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发言；

　　(九)听证参加人最后陈述；

　　(十)其他有关听证的内容；

　　(十一)听证参加人签名或者盖章。

　　听证笔录应当经听证参加人审核无误或者补正后，由听证参加人当场签名或者盖章。听证参加人拒绝签名或盖章的，记录人应当将拒签情况记录在案。

　　第三十二条　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组织听证会组成人员依法对案件作出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在10日内将听证报告书连同听证笔录提交局领导，听证会组成人员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如实报告。

　　听证报告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听证案由；

　　(二)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参加人的基本情况：

　　(三)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四)案件调查人原来认定的事实、证据、处罚依据和行政处罚意见；

　　(五)行政相对人、第三人或其代理人的陈述、申辩和质证的意见；

　　(六)证人证言；

　　(七)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发言；

　　(八)听证中认定的事实；

　　(九)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行政处罚新建议；

　　(十)听证人员经合议提出的处理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三条　从听证会结束后7日内，本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作出行政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应当以听证笔录和听证程序中认定的证据作为依据。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中止听证：

　　(一)行政相对人死亡或者解散，需要等待权利义务继承人的；

　　(二)行政相对人或者案件调查人员因不可抗力事件，不能按时参加听证的；

　　(三)在听证过程中，需要对有关证据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

　　(四)其他需要中止听证的情形。

　　中止听证的情形消除后，听证主持人应当恢复听证。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举行听证：

　　(一)行政相对人因不可抗力的事由不能按时参加听证的；

　　(二)行政相对人提出回避申请理由成立，需重新确定听证人员的；

　　(三)其它应当延期的情形。

　　第三十六条　延期、中止听证的情形消失后，由听证主持人决定恢复听证的时间、地点，并书面通知听证参加人。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听证：

　　(一)行政相对人死亡或者解散满3个月后，未确定权利义务继承人的；

　　(二)行政相对人或者委托代理人无正当理由，经两次通知不参加听证的；

　　(三)其他需要终止听证的情形。

　　第三十八条　除延期听证、中止听证外，听证应当在当事人提出听证之日起30日内结束。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局应当保障听证所需经费，提供组织听证所必需的场地、设备及其他便利条件。行政相对人不承担本局组织听证的费用。

　　第四十条　本规定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

　　所称的“日”为工作日。期间规定开始的日不算在期间以内。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证明妨碍是指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通过作为或不作为阻碍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事实主张的证明。 为了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对抗，衡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证明责任分配，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需要采取的相应对策，适用证明妨碍排除的制度和司法技术。本文就法官在证明妨碍时遇到的困境，通过对证明妨碍排除的相关理论、立法和经典案例的阐述和分析，提出了司法应对的相应建议以资探讨。

　　一、法官在证明妨碍司法适用中的困境

　　（一）案例分析

　　案例一：甲公司将准备新修的水力发电站隧洞、厂房、压力管线等工程发包给无资质的个人乙，乙将该工程转包给丙，双方就隧洞开挖、厂房、压力管线中的各项单价进行了约定，丙按约进行了施工，竣工后，甲公司进行了验收。乙支付了丙部分工程款后出具了10万元的欠条。尔后，乙外出下落不明。丙起诉乙支付工程欠款，并要求甲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审理中，乙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甲公司以工程未验收及双方未进行实际结算为由进行抗辩，致使甲公司是否欠乙工程款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实际施工人丙认为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已经进行了工程款结算，发包人尚欠其工程款10万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实际施工人应对发包人甲和承包人乙之间的建设工程合同结算与否、甲是否欠付其工程价款承担举证责任。但由于工程款结算单据为发包方掌握，故丙无法证明以上事实。如果依照传统的证明分配原则，将造成实体上的不正义。

　　（二）法官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困境　

　　民事诉讼证明妨碍是法官在审理案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法官经常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当事人需要证明一个待证事实，而能够证明这个事实的关键证据掌握在对方手中，但对方当事人拒不提供，导致自己证明不能并面临败诉的风险。而法官也知道该证据对证明责任人有利，但囿于自己的中立地位又不能依职权主动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供，如果依据一般证明责任的原则作出判决，最后的判决显然对证明责任人不利而有失公平，而现有的民事诉讼证明妨碍法律规定又不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因此而陷入两难的境地。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可能会采取四种做法，一是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以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不能而判其败诉。这样于程序上固然没有错误，但实体上的不公正显而易见。这样由证明责任人因为举证不能而承担败诉的苦果，背后骂法官无能，法律不公，而对方当事人此刻可能正暗自窃喜；二是依职权调取证据或主动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然后根据调取的证据据以做出判决。这样于实体上固然较为公正，但法官依职权主动查证在程序上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撑，法官背负很大的压力；三是依职权调取证据或主动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供证据不能，即在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或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情况下，认定该证据所证明的待证事实存并进而做出判决。这样做也缺乏明确的可操作的法律规定作为依据，在我国目前自由心证尚不完善的情境下，法官很难在判决书中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理。四是适用证明责任倒置。即将证明责任转移到持有证据一方，如果证据持有人不提供证据证明，则认定主张待证事实存在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存在。适用该规定遇到的最大困境是，我国对举证责任倒置采取法定原则，举证责任倒置只能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几种情形下可以适用，如医疗责任纠纷，环境污染损害，动物致人损害等情形。其他情形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只能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二、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证明妨碍的概念　　

　　证明妨碍，从广义上讲，即他人阻碍证明人对待证事实加以证明的行为。如果将妨碍人和证明人加以限定，对妨碍人妨碍证明的主观心态和方式加以限定，就产生了证明妨碍的狭义概念：如果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通过诸如隐瞒重要证人的居所或让其逃亡国外、更改文书的内容、过失地疏于保管收条等重要文书等种种故意或过失行为来毁损证据方法，进而对于（对方当事人）利用证据方法形成妨碍（证明妨碍），那么就会使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陷于难以证明（证据缺乏）的境地，进而使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法院通过适用证明责任原则作出判决而使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败诉，那么不免会产生不当且不公平之感。于是，就应当考虑以证明妨碍为杠杆来开发“避免通过证明责任作出裁判”的法律技术。 这一技术可以称职为排除证明妨碍的技术。我国学者在对证明妨碍进行概念界定上大多采用台湾骆永家教授的观点，即认为证明妨碍是指“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因故意或过失，以作为或不作为方式，使负有举证责任之当事人之证据提出陷于不可能时，在事实认定上，就举证人之事实主张，作对该人有利之调整。”妨碍证明的是方式多种多样，例如隐瞒重要证人的居所或让其逃亡国外、更改文书的内容、过失地疏于保管证据造成灭失、伪造毁灭证据、串通证人提供虚假伪造证据、故意不提供证据等等。这些行为有的构成妨碍司法，触犯刑法，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列。以本文提供的两个案例为例，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故意不提供文书证据，就是其中常见的一种妨碍证明的方式，也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面临的问题，本文只对文书提出妨碍进行分析和讨论。

　　（二）证明妨碍排除的正义性和司法价值

　　通过审判方式的改革，我国目前已基本实行当事人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诉讼的进程由当事人发起，法官只扮演的诉讼规则的主持者和中立的裁判者的角色，不再过多的运用职权干预调查取证和诉讼进程，在诉讼中贯彻处分原则并由当事人行使更大的自由处分权利。当事人在诉讼中扮演积极对抗的角色，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当事人竭尽权力收集提供证据、采取各种诉讼策略以支持己方的主张。自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以来，对当事人举证行为、证明责任进行了规范，这是一种贯彻程序正义的表现方式，也有利于实现实体上的公正。而证明妨碍，是一种人为的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干扰，是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的强势造成的证明责任分配上的不平衡。这本身就打破了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局面，是一种程序上的不正义。按照形式正义的要求，“公正就是适用国家的法律规则。如果一个法官把同一法律规则适用于同样的情况，就是公正的”， 那么在不同的情况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也是符合形式正义的要求。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要证明自己的主张应承当提供证据的责任，也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在发生证明妨碍时，适用证明妨碍排除的规则，是公正的，也是符合形式正义要求的。从正义的客观论上来说，“正义是客观的，可以被感知的，也可以被发现。实体正义是检验法律公正性和有效性的标准，是促进法律改革的动力，也是灵活运用法律规则的推理根据。当死板地适用某项法规或判例造成不公正的结果时，正义就要求由某种崇高的道德裁判或政策来加以纠正。” 因此，在发生证明妨碍时，运用证明妨碍排除的规则来对事实进行认定，是一种包含了价值判断的实现实体公正的司法技术。

　　（三）证明妨碍的理论渊源

　　证明妨碍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四种学说：（1）罗森贝克的经验法则说。该说认为,依据经验法则,如果举证责任者主张的事实不真实,相对方不会作毁灭证据的行为,反而愿意将这个证据提出使用。因此,证明妨碍行为乃出于相对方担心举证的结果于己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应给予相对方以诉讼上的不利益。（2）违反诉讼促进义务或诉讼协力义务说，该说以帕特尔斯为代表。该说认为,在诉讼中当事人即使明知对自己不利仍然必须遵守真实义务,即禁止虚假陈述或不完全陈述,所以当事人在诉讼证据资料的收集时负协力义务。不提交在诉讼中自己保管的文书或检验目的物,或者不告知自己明知的事故目击者的住所、姓名反而将其隐瞒的行为,是对诚实信用原则要求的诉讼促进义务或诉讼协力义务的违反。（3）布隆梅尔的实体法义务违反说。该说认为,保存证据有时是合同上的附随义务,不作为、不保管或不提交证据的行为是对实体法上义务的违反,其效果是将举证责任转换给证明妨者。　　

　　（4）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说。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的基本原则，也应当是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应全面真实的提供其所掌握的证据，不得有隐瞒、欺诈、篡改、销毁等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以促使法官全面真实的掌握全部案件事实。即使该证据于一方当事人不利，为了有利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双方实体利益上的公正，该方当事人也负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义务。

　　（四）证明妨碍排除的域外适用

　　虽然目前我国《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但并没有规定根据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持有证据的当事人就有义务提出所持证据，也没有规定哪些情况下可以免除其提供证据的义务。由于我国并没有完全贯彻法官的自由心证制度，法官对该事实究竟凭何认定疏难掌握，即使予以认定也面临较大的压力。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有所谓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明确了出现证明妨碍时文书持有人的文书提出义务，这可以分两种情况：一是文书持有人以不作为的方式拒不提出文书。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21条规定，“举证人断定证书在对方当事人手中时，应在申请证据的同时，申请命对方当事人提出证书”。第422条规定，“依照民法的规定，举证人可以要求交出或提出证书时，对方当事人有提出证书的义务”。第426条规定，“法院认为应由证书证明的事实是重要的，并且认为申请有理由，而对方当事人承认证书为其持有，或者默认对方申请时，法院可命令该当事人提出证书”。 二是文书持有人以作为的方式毁损文书。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44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意图妨害对方当事人使用证书而毁损证书或致使证书不堪使用时，对方当事人关于证书的性质和内容的主张，视为已得到证明”。第441条第三项规定“（举证人的）对方当事人不服从提出适于核对的笔迹的命令，或者在第426条的情形，法院相信对方当事人并未细心追究该项笔迹的所在时，就可以把该项证书视为真实。”

　　较之德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妨碍的规定的粗线条，日本《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妨碍的规定则更加明确具体、易于司法实务操作。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1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文书持有人不得拒绝提出：（1）当事人在诉讼中所引用的文书由自己持有时；（2）对文书持有人，举证人可以请求交付或阅览的；（3）文书是为举证人的利益而制作或举证人与文书持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制作的。”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1.当事人不服从文书提出命令时，法院可以认为对方关于文书的主张为真实；2.当事人以妨碍对方使用为目的，使具有提出义务的文书灭失以及其他不能使用的情形的场合与前款相同；3.在前两款规定的场合，对方在通过其他证据证明该文书中记载的具体主张以及根据该文书应证明的事实有显著困难的，法院可以认为对方有关该事实的主张是真实的。”第229条：“……如果核对文书没有对方当事人的适当的笔迹时，法院可以命令对方当事人提供用于核对的文字笔迹。对于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而不服从本条前款规定的裁定时，法院对于文书制作的真伪，可以认定举证人的主张为真实，如果伪造笔体书写时，亦同。

　　三、证明妨碍法律效果的司法适用

　　（一）证明妨碍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

　　运用证明妨碍制度排除妨碍，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已得到运用，但是在证明妨碍法律效果的适用上并不一致，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采取举证责任倒置。例如2002年发生的陆晓红、阮之维诉广州市东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售商品房合同案中，双方当事人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是否有约定按累计交付房价款的支付违约金存在争议。合同持有人即被告东凯公司以合同遗失为由拒绝提交，导致关于违约金部分的案件事实因无证可质而陷入真伪不明的状况。一审法院认为东凯公司持有买卖合同，其自称遗失不足取信，视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证据。根据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倒置了此项事实的证明责任，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责任，推定原告的违约金主张成立。 二审法院则通过调取与涉案合同号码前后相邻的合同根据这两份合同中均约定了相同的关于逾期交楼导致合同解除后的违约金条款推定原告主张成立，驳回被告上诉，维持原判。二是推定主张成立。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审结之“浙江华田工业有限公司诉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原审被告南京联润汽车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等商标侵权纠纷上诉案”，在此案一审过程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适用了“证明妨碍”理论,基于浙江华田公司提供给法院的财务资料不完整,台州华田销售公司拒绝提供反映其经荣状况的相关财务资料,台州嘉吉公司两次拒绝提供法院保全的财务资料,并拒不参加庭审,推定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主张并计算的浙江华田公司、台州嘉吉公司应负赔偿数额成立。在二审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鉴于上诉人侵权故意较为明显,且在原审法院和本院审理期间,均未提供完整的财务资料,原审法院据此推定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主张的赔偿数额成立并无不妥。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证明妨碍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已经为许多法院所运用，并且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案件裁决的认同。但由于立法上的滞后，许多地方法院在适用证明妨碍时还显得较为拘谨，在实践中可能会采取其他迂回或灵活的解决方式。但从推进民事诉讼证明妨碍立法进程的整体大局来看，地方法院还是应当勇于探索，积极实践，在审判实务中通过个案的实践推动立法的前进。

　　（二）证明妨碍法律效果的合理化选择

　　结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证明妨碍法律效果之选择，或者说排除证明妨碍的司法对策，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

　　1、对策一：是由法院启动调查取证权。其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之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十七条也明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却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人民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同时，《民事诉讼法》第65条第1款还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法院调查启动权的启动，可以由当事人申请，在法院认为该案件对查明案件事实具有关键作用并且无该证据将使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也可以依职权向证据持有人调取证据。当然，在法律没有规定文书持有人的证据提出义务的前提下，即使法院主动调查取证，也未必能获得该证据。所以这一对策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