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准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而以自首论的制度。有的对此称为“余罪自首”。有的称为“特殊自首”。我们认为，从修订刑法第67条第2款规定的“以自首论”的用语来看，就是准用自首的有关规定处理，因而与67条第1款相比，他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首，而是准自首。对此称为准自首更为恰当。准自首与一般自首有所不同，具体说，主要有如下几个特征。
　　1、适用的对象是已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只有这三种对象才能构成准自首主体。
　　2、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其他罪行。所谓其他罪行，是相对于已查获的罪行而言的，指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的犯罪，被查获或被指控或已定罪处理以外的罪行。
　　3、所供述的罪行须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和掌握。如果供述的犯罪事实是已被司法机关发觉和掌握的犯罪事实，则不属于自首，而是坦白。对如实供述的其他罪行，是否都应以自首论处，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般来说，对供述的“其他罪行”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罪行属于异种罪行的，按自首处理，没有分歧。但对供述的“其他罪行”属于同种犯罪，对其能否按自首处理，则有不同看法。理论上有人认为：“其他罪行”不包括同种罪行。目前的司法解释也持这种观念。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自首的《解释》规定：“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于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解释》第二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于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解释》第四条）。可见，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看，“其他罪行”不包括同种罪行，即如实供述未被掌握的其他同种罪行的，不能以自首论，并只能从轻处罚，不能减轻处罚。
SARS疫情对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影响

厦门大学2001级在职法律硕士班18号　　林如碧

　　
前言
二00三年的上半年，人类处于一种少有的恐慌之中，一种未知的、具有极强传染性的SARS病毒席卷了世界上的多个国家，虽然它的发病区以亚洲国家及美洲的加拿大为主，但由于其传播渠道的特殊性，配合以现代社会的高融通、高流动性，致使各国均感受到了压力。面对人类共同的天敌，面对威胁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危险，人类再次展现了其做为地球主人的力量，再次史无前例地团结在一起，国与国、人与人的分界已模糊，各国人民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以最快的速度发现病原体，以高度团队的精神去发现相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如今，严重的疫情已经暂时过去，但疫情的发生原因尚未明确，SARS病毒的防治的方法在研究之中，它仍将是一个潜伏的、危险性极强的人类杀手；同时，人类也认识到，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做为人类天敌的病毒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异，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是有序和可持续的，否则，人类文明的发展也许同时也在为人类共同敌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在各国发展尤其是地球资源的利用管理上，全球全作的原则越来越突出，地球及人类做为一个整体来保护、利用越来越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而这些要求涉及到共享共管国际资源、全球环境合作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则恰恰是国际环境所要体现的，因此可以说，SARS疫情过后的人类发展理念，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一、“软法”??当今国际环境法重要表现形式和特点
环境问题是当今全球的热点之一，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及其保护的国际性，已被世界各国所公认，首先，地球是一个总的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是不可能分国界的，“地球村”的概念已经形成，环境治理已不可能完全依靠一国的力量来进行，因为一个国家不仅具有思想上利已的局限性，而且从技术操作上，环境问题大多是超国界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无法自行解决的，比如越境污染等问题；其次，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彼此制约已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环境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不仅与国际经济、贸易、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而且还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全和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更加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国际环境合作自然成为热点问题，而与之相适应，国际环境法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正是其发展的原因决定了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必然具有全球性以及生态性，就是国际环境法在价值理念方面突出以生态利益为中心，强调保护整个地球的生物圈和世代人类的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国际合作，目的在于谋求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际环境法与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传统法律理念是有所区别的，而其法律价值理念的特殊性以及其与生俱来的全球性特征，使得其法律表现形式上有其重要的特征，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国际环境法立法的这一趋势，那就是，国际环境法的法律渊源呈现出“软法”特征。
我们知道，所谓“软法”，是相对于“硬法”而言的，其之所谓“软”，主要体现在立法效力、司法效力以及稳定性等几个方面；立法上，软法的制订者不是各有关国家的立法机关，而是由国际组织或者民间组织制订的；法律执行度上，软法本身不是法，它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在被有关国家或其立法机关接受作为法律，才具有约束力；在稳定性上，软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它虽然是软法，但也是在各主权国家同意或认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也可能随时通过这些国家被赋予法律约束力，从而一跃成为硬法。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之初，就体现了环境保护国际化和全球化，它的共享共管全球共同资源原则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原则客观上环境保护国际法，要求有完善的、具有高度执行力的国际环境法，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国家环境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它表现为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表现一国在不损害他国和公有地区环境的前提下，依自己的政策开发环境资源。因此，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与国家环境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存有冲突和矛盾。而且环境资源属于自然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主权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环境资源的利用，直接影响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因此，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与国家环境主权的协调致使国际环境法呈现出软法趋势。
首先，国际条约朝着“框架公约”的方向发展，国际公约是各国能过对自身权利的让渡，形成国际社会各方均能接受的国际法，从而使各国承担国际义务的形式，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环境政策会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到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既得利益，因此，各国自身的局限性，很难让它真正意识到小我与国际社会、全人类这个大我之间的关系，因此，国际环境条约在制定的过程中，基本上采取了“框架公约＋议定书＋附件”的模式，例如，在国际合作臭氧层方面，1985年制定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之后在1987年又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附件等。
其次，一些国际组织制定的有关国际环境保护的建议、决议、行动计划等，更加体现了国际环境法当前表现形式的软法特征。
国际环境法发展保护的国际化要求与各国环境主权之间本身的冲突，以及各国对自身既得利益的守护，致使国际环境法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软法趋势，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环境法所保护全人类利益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在软法的形成组织及形成过程中，虽然往往体现为框架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建议、决议和行动计划，但国际组织各成员的相互制约、一国的不信守可能招致的后果也使得各国在制定环境政策和国内环境法律时，充分考虑国际环境软法所体现的精神、原则，以使国内法律逐步向国际环境法的要求靠拢，最终走向趋同。

二、由“软法”走向“硬法”??SARS疫情为国际环境法提供的发展契机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来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社会的交流增多，国际合作范围从贸易到投资领域日益广泛，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许多生态问题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问题，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就是生态的全球化，许多环境问题已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问题，但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各国对环境认识上的不一致，更为关键的是国际环境保护义务的承担可能给各国带来的利益上的暂时缺失，使得各国不愿将国际环境保护全部的国际化，更加上各国内部各地方的地方利益的驱使，使得国际环境保护处于一种不协调的状态，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全人类大我利益与各国各地区人民的小我利益存在冲突，以及滥用环境资源所获得的短期、可预见的效益使得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受到阻碍。国际环境法保护目标的全人类共同利益下出现了个体之间的矛盾。而本次SARS疫情则在一定程度上向地球人展现了不规范利用环境资源的后果，关注短期利益而可能带来的严重恶果，环境对人类的处罚并不是遥遥无期，停留于口头和字面的预测，而是近在眼前，而且来势凶狠。而面对人类共同敌人，国际社会的合作能力则向人们展现了人类合作、各国协作的力量。应该说，全球化的发展提出了环境保护国际化的要求，而此次的事件，则是人类与共同敌人的一次正面抗争，它使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也认识到国际合作的必要和强大，更使人们逐步思考和接受如何在保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加强国际的协作和交流，承担各自更承担的国际义务，国际环境由此获得良好的发展契机。各国及国际社会痛定思痛，在国际环境主权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冲突协调、各国环境立法的趋同化、发挥国际组织协调作用等方面应进行全方面的思考，从而使国际环境法具有可操作性、要执行性，以法律的手段来规范国际社会的资源利用。
第一、 国家环境主权的让渡及其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协调。
生态全球化的冲击，首先的表现就是对国际环境主权的削弱，环境资源已不能单
纯的理解为一个国家独有的资源，资源的可流动性及相互联系使它们更多地体现为人类共享共管的特性，而作为资源的直接拥有者，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必须考虑到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协调，其国家环境主权必须进行让渡。首先，对内各国需缩小国家主权权限以尽生态环境国际义务，比如，各国需按不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汽油用量等等。 这些本是一国内部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但在承担国际环境保护义务的前提下，显然这些公共管理权限需进行让渡；其次，各国应服从国际组织对全球公共资源的管理，比如，对于联合国有关对环境资源的认定和管理，各国应予以遵守（关于国际组织的作用，下文将详述）；另外，资源的共享共管不体现为各国间共享治理环境、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此点在此次SARS事件的处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并且开创了国际合作的先例，正是各国间不计利益，将自身研究的成果及时公告，共同享有，才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现了病原体，并且不计门户，多种方法并施，才较快地使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在共同应付此类事件上提供了成功的先例。最后，我们还应看到，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不仅要求各国对自身的环境主权予以部分的让渡，而且还可能会使主权的国家保护及其领土的安全提出挑战，比如，越境生态问题。因此，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下的国家主权的让渡是必须的，但在国际社会仍体现为各国家成员为主体的平权社会、主权仍然是国际社会各成员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如何把握主权让渡的度，如何协调主权行使与承担国际义务的关系，成为各国乃至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在此需求的引导下，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以法律来解决各国间以及各国与国际社会间的冲突成为必然的协调手段。
第二、 各国国内环境法在国际环境“软法”指导下的趋同化。
国际环境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各国自身利益的存在和不愿舍弃的思想，使得
国际环境法多表现为软法的形式，软法虽然没有协定、公约法的约束力，但它毕竟也是各国同意和认可的，会对各国国内的政策的立法产生影响，大量的建议、宣言、行动计划，具有重要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意义，而这些文件的形成，体现了各国意志的协调，仅仅是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公约，但它们的形成和长期适用，使得其中的诸多原则成为国际环境法的原则，并为国际条约及国内法采用，有的则促进了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应该讲，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国际环境软法的形成，正是各国对国际环境保护认识上不断提升的体现，体现了各国对国际环境保护的要求，只是囿于国际造法的形式，国际义务与国家权利的协调等问题尚未形成国际法，但各国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所体现的环境法原则、理念体现在自己国内的立法当中，而做为地球村的一员，各国是不可能脱离国际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更何况环境本身所固的整体性。保护大我既是保护小我，没有了地球这个大我，各国的小我也即难以维系，而环境保护的国际法要求法律保护的统一性，因此，在尚难形成具有强制力的国际环境法体系的情况下，在国际环境软法指导下的各国环境立法的趋同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一个有效方法和前进的重要一步。随着各国国内环境立法的不断趋同，不仅在环境保护立法的原则上各国形成一致看法，而且对于环境保护的方式、方法、各国间的协调等方面逐步一致，则使得当前的国际环境软法逐步成为硬法。
第三、 国际组织和专门性国际环境组织的作用。
全球问题的解决，必须由全球各成员国共同协调，主权国家的存在使国际体系呈
割据状态，不利于环境问题解决，因此国际组织才成为各国间协调问题的最佳场所，同时，国际组织通过各国间权利让渡所获得的管理权则使得国际问题在国际层面解决更成为可能。此次SARS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在资源组织、技术支持、各国关系协调上发挥了极大的功能，堪称国际组织处理国际公共事务的典范，得到了国际社会各成员国的充分肯定。对于国际环境的保护和立法，联合国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所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21世纪议程》、《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环境法发展的原则奠定了国际环境法的基础。另外，一些其他的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通过其他国际合作领域对环境的要求，使得各国在获得公约利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承担了环境保护的义务，在与环境有关的其他领域方面形成了国际法，并使成员国承担国际环境保护义务。国际组织的稳定性以及各成员国对组织的认可，包括各组织日益完善的议事程序，均将有利于国际环境法的形成。

小结
　　如同哥伦比斯和沃尔夫在《权力与正义》一书讲的那样：“在这个工业产值被视为国家政治权力中一项重大要素的世界体系中，我们不应期望政府会自愿地限制本国的生产率、除非本国公民大规模中毒，或者本国领土资源等威胁迫在眉睫，如果说全球性问题确实能刺激建立全球制度的话，那么，这种趋势有可能向更多地导致国际（也可能是超国家的）调整方向发展。”此次SARS疫情，使得各国人民均认识到大规模生产对环境的损害，认识到环境保护已是迫在眉睫之事，国际环境法应该抓住这次疫情对全人类理念和各国政府管理理念的冲击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