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移的证据法》述评

秦德良

《漂移的证据法》是达马斯卡的名作之一，在美国很有影响。作为一个先生活在大陆法系传统的南斯拉夫，而后又工作于英美法系传统的美国的法学学者来说，达马斯卡更能看清两大法系的优缺点，他将大陆法系重视法学系统、严密的理论逻辑，并从中寻找司法理论根据的司法传统与英美法系重视具体判例和司法经验，不注重系统、严密的法学理论，主要从判例中找寻司法理论根据的司法传统融于一体，使他的著作更有深刻的理论性与司法实践性，因而容易得到两大法系的法学理论者与司法者的认同。《漂移的证据法》一书体现出了这种风格。本文试图在综述此书内容、特点的基础上，进行简要评析。
一、《漂移的证据法》主要内容综述
全书主要讨论了四个问题：（一）英美证据法在事实认定规范方面的三大特征；（二）支撑英美证据法事实认定特殊性的三大支柱；（三）三大支柱的制度性转变；（四）英美证据法的未来。
（一）英美证据法的三大特征
与大陆法系的事实认定模式相比，在事实认定的规范方面，英美证据法有三大独特的特征。第一，证据规则的复杂性，不仅远比大陆法系的证据规则复杂，而且与一般社会实践中常规调查方法明显不同；第二，对事实认定者所见所闻的证据材料进行预先筛选，最明显表现是以证据证明价值可能被夸大或者使裁判者产生偏见为由而拒绝采纳有证明力的证据材料；第三，对事实认定者的证据分析活动（证明力评价）进行控制的明显意图。
（二）支撑英美证据法事实认定特殊性的三大支柱
“普通法事实认定模式的特殊性，主要不是来自于证据规则，而是来自于适用这些规则的方式。”[1][P4] 英美法系的大部分证据规则，大陆法系证据法也有，最大不同在于英美在三大审判制度性背景中适用这些规则，形成了以可采性为核心特色的证据规则体系。
第一大支柱，二分式的法庭审判结构。
二分式法庭即审判法庭分裂为非专业和专业两部分，非专业的陪审团负责事实认定，而专业法官负责法律适用，是支持英美事实认定制度的一个合理根据。有限可采性规则和证据指示主要服务于陪审团的集体评议；可采性规则不仅可以防止非专业的陪审团对事实认定出现实体性的错误，而且对不可预测的陪审团的秘密裁决提供合法性的事前支撑；排除规则在英美事实认定模式中的重要地位主要与审判法庭的分化有关。
第二大支柱，集中型诉讼程序。
诉讼程序的集中化产生的时间压力要求“愿意根据事先未受审查的证据作出裁判的英美
程序”确定证据制度中那些需要删除和修改的内容。与片段型诉讼程序（分段审判式）相比，集中型诉讼程序（即日审判式）需要限制证据总量；排除传闻证据；对延迟提交的证据予以排除。同时由于未经真实性审查的大量证据提交给事实认定者，这要求事实认定者需要具有处理复杂多变的证据信息的能力，因此，造成了英美证据法偏爱口头证据胜过书面证据，并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关于口头证据的规则。
第三大支柱，对抗式诉讼制度及其所产生的当事人对诉讼活动的强有力影响。
对抗制是指程序活动由当事人控制，而裁判者基本上保持被动的裁判制度，在事实认定范围内，意味着由诉讼当事人及其律师负责寻找作为证据的材料，并决定什么样的事实必须提交证明。事实认定者在证明过程中的被动性以及当事人与其律师的主动性是对抗制的核心特征。
“关于英美对抗制诉讼制度对事实认定制度的影响的分析，既可以独立于集中型诉讼程序，也可以独立于二元审判法院。”[1][P103]
本部分是全书重心所在，作者主要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当事人对程序活动的控制特别是对收集证据和进行证明的控制极大地影响了证据思维，造成了由当事人自我利益驱动的事实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追求客观知识的理想调查模式。其次，当事人对诉讼事由的控制对事实认定模式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表明了英美司法制度对当事人控制事实认定模式的普遍依存与其独特的程序目标有关。具体论证如下：
第一，竞争性事实认定制度（当事人控制的事实认定制度）在证明过程中关于控制权的分配对有关证据的各种活动确实有着特别的影响力。（1）在英美法系的竞争性事实认定制度下，与大陆法系的职权化事实认定制度不同，“事实认定分为两个截然对立的证明主张——原告方的和被告方的，而且都是由其律师指挥的”[1][P108]，证明手段两极化趋势明显，以致可能存在“证人各为其主”；（2）对待证明手段的这种态度对证据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审查证明手段中，由于证明手段与当事人的密切联系程度，为了防止作为法庭裁判之依据的事实材料被歪曲或是虚假的可能性，对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进行审查尤其为竞争性事实认定制度所亲睐，交叉询问与否定传闻因而成为重要的证据规则；（3）竞争性事实认定制度下，在证明责任上具有明显的对抗制印痕，举证责任、说服责任都由当事人及其律师完成，而不象大陆法系程序环境下，形成一种单一的、一体化的证明活动；（4）“对抗制强化了英美证据法的证据排除倾向，也使非陪审团审判程序中有证明力之信息的排除合理化。”[1][P116]；（5）对抗制条件下，证据法规则可以因为对抗的双方当事人的约定而有条件适用。
第二，当事人利益驱动下的司法调查和理性调查不同。（1）虽然证据法领域与认识领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普通法证据制度所设定的调查方法既与司法外的调查方法相异，又与普通法世界外的诉讼制度所采用的方法相背离”，“主要原因在于当事人控制着证据的收集活动”。[1][P123]事实认定者的被动性以及当事人从自己利益出发向英美事实认定者传达信息的特色方式是英美的司法认识活动偏离普通认识实践的重要原因。（2）“英美法系收集证据和出示证据的方法不仅偏离了日常的决策方式，而且还与旨在获取唯一准确、可信之知识的调查模式所推荐的制度不协调。这种不协调集中表现在信息源的选择及对信息源的开发利用方式上——而这两者均是在审判前及审判中进行的”[1][P142]
第三，当事人对程序的控制范围。（1）对抗制下当事人对待证事实的控制，即在已经选定的诉因范围内确定诉讼事实轮廓的权力，对事实上认定方式也有一定影响。（2）“普通法系以相当一致的方式分配着程序的控制权：在整个司法范围内，当事人对诉讼事项的确定保持着程度大致相似的控制权。”[1][P152]因为英美当事人在所有的诉讼中均具有大致相似的诉讼事项决定权，所以对抗制事实认定机制天然地适合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司法活动，结果是证据法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第四，司法程序目标观对程序控制权分配方式的影响。当事人对事实调查的强力控制在英美法系国家是各类诉讼中的标准做法，而在其他西方国家往往只能作用于民事诉讼。这与两大法系在诉讼程序目的观不同有关，这也表明诉讼程序目标对程序控制有一定影响。不同的司法目标为不同的程序控制提供支持。英美法系诉讼法通说认为，所有诉讼的终极司法目标是公正地解决争端或者冲突。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都是解决争端的一种活动，各自的特定目标差别不大，在解决争端的基础上，“刑事诉讼通常也被认为是致力于保护与国家相冲突的个人权利，而民事诉讼则是为了实现公正”[1][P155]。而在大陆法系民事与刑事诉讼目标仍相互区别且截然分离，大陆法系视刑事司法主要是为了实现国家应对犯罪的政策，因而要求负责最终裁判的官员坚定地控制事实认定活动。因此，解决争端的程序目标“使得各类诉讼中当事人对事实认定活动的强力控制作用正当化：争议双方及其律师最为清楚构成争议的那些事实，他们也最适宜于担当证明的任务。”[1][P162]当然，解决争端的程序目标可能在事实认定过程中淡化证据信息的完整性和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因为解决争端的程序目标比追求真实的目标更重要，“认识论上最为理想的或最为称心如意的事实认定方法，仅仅在它们没有危害到解决纠纷的终极目标——公平而非‘真实’——时才被认可”。[1][P170]虽然如此，但“正是冲突解决观的卓越之处解释了，为什么竞争式事实认定形式虽然偏离了普通的事实认定方式但在英美国家却似乎更易为人接受，或甚至是最令人称心如意”[1][P173]“只要解决争端的观点能够把握英美法系的法律脉搏，证据法中的对抗制思想就将持续得到令人欢喜的有力支持。”[1][P174]
（三）三大支柱的制度性转变
“侵蚀这三大支柱的任何一个，英美证据法上最具特色之可采性规则的理论基础都会被严重削弱。然而，对三大支柱的侵蚀已经成为二十世纪的重要趋势。”[1][P176]
第一，陪审团的衰落。民事诉讼中基本上淘汰了陪审团，刑事案件中，陪审团的使用
也越来越少。因此，在大多数审判中，许多传统可采性规则的执行意义已经不大。“普通法证据法最古老支柱的装饰时下似乎胜过了它的实际功用。”[1][P181]
第二，审判中心模式的让位。第二大支柱的退化比第一大支柱的退化更严重。审前程
序的壮大使诉讼活动的时间压力已经基本解除了，在诉讼的开始与审判之间插入了几个重要步骤，典型的是证据开示程序。同时传闻规则的例外也越来越多。审前程序的壮大使审判中心模式让位，由此，“该支柱再也支撑不起原有证据大厦的重量了。使其避免在新环境中瓦解和崩溃的，只不过是授权由当事人律师进行的审判准备的独特模式。”[1][P187]
第三，当事人对诉讼活动的控制正在面临减弱的威胁。由于政府积极干涉理念的影响，
潜在的趋势是当事人对事实认定活动介入减少，官方单轨制调查对审判的影响正在加强。“对抗制本身也出现了衰退的迹象；对抗制生命力的主要来源即当事人自治行为的空间正在收缩。”“尽管第三根支柱的根基可能已变窄，但它还远未到崩溃的时候。除了传统和习惯势力的支持外，法院系统必须解决因案件负担过重而导致的拥堵，这种迫切需要也勉强维持着对抗制在目前的存在。”[1][P197]
（四）英美证据法的未来
英美法系在证据法方面的特殊性依存于审判制度背景的生命力，三大支柱已经处于正在衰败的过程中。事实认定方法的科学化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依靠证人的事实认定方法，而由于大量科学信息证据的使用将可能彻底改变英美法系的诉讼环境，进一步导致三大支柱的瓦解。因此，证据法面临的危险是“渐变成过时的古时摆设和被禁闭在司法城堡地牢里的知识珍本。”[1][P199]“事实认定的伟大变革摆在了所有司法制度面前，这些变革最终可能与中世纪末期出现的改革一样重要。”[1][P210]但是，“普通法证据法正在崩塌的支柱，最有可能经本国泥瓦匠及本土的其他建筑材料得以修复或取代。”[1][P212]而不是从大陆法系证据法去寻找资源，毕竟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有着不同的制度基础和政治传统。
二、《漂移的证据法》的特点
首先，运用比较方法，在与近现代大陆法系证据制度及其运作的审判制度性背景的比较中，勾画出了英美证据法的三大特征，支撑三大特征的三大制度性支柱，并从三大支柱变化的现实，预测了英美证据法的悲观的未来。
其次，全书高屋建瓴，综合了英美证据法发展史，影响英美事实认定制度的重要因素两种研究进路，运用了模型分析方法，成功地将英美证据法归纳为三特征，三制度性支柱，避免了Wigmore、J.B.Thayer、E.Morgan等学者从单一进路上研究而带来的在该问题上的片面性，为其证据法会“飘移”的结论打下了坚实的逻辑基础。在对支撑英美证据法的三大支柱的分析中，作者首先将事实认定模式分为当事人主义式与职权主义式两种，后将两大法系事实认定模式在不同支柱下的表现形式分为不同模型，即认定事实主体方面的一元法庭与二分式法庭，认定事实时间方面的集中型与片段型，认定事实过程方面的竞争型与职权型。两种研究进路的综合以及模型分析法的运用有助于比较全面、清楚、明确地叙述、论证英美证据法的特征、支柱、变迁与未来。
再其次，全书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资料丰富，信息量大。以当事人主导诉讼为基础的对抗制是支撑英美证据法的核心。作者运用了七十余页篇幅进行论述，而对其他两大支柱论述则较少。全书引用了大量权威的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诉讼法、证据法著作、判例以及相关法哲学文献，既增强了全书论点、论据的说服力，又显示出了较高的学术品位。
最后，全书理论性强，自成一完整、清晰、严密的逻辑体系，语言简洁流畅，绝无废话。作者融合了两大法系学者之长，既重视理论以及理论的系统性，同时又不忽视证据运用的司法经验。与大陆法系学者的证据法著作如《证明责任论》、《现代证明责任问题》相比，其论题大，论证充分，体系严密，思维宏大，对英美诉讼证据判例引证较多，用较小的篇幅、精练的语言深刻地概括了两大法系证据法的异同以及英美证据法的特征、支柱、变化和未来，使读者很容易对此有清楚、明白的理解和认识，不失为大家手笔。与英美法系学者的证据法著作如《麦考密克论证据》、《刑事证据大全》、《证据法的经济分析》，Cross on Evidence等证据法专著相比，其研究进路的全面、论题的博大、理论的逻辑严密、体系的完整，在英美法系证据法著作中迄今大概极其少见。
三、简要的评价
在叙述本书的特点时已经对此书作出了一定评价，本部分主要从本书内容进行评价。
第一，全书的基本观点中，关于英美证据法的三特征、三支柱、三支柱变化的看法及分析应当说是比较中肯的。
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是最受推崇的部门法之一，而在大陆法系国家，证据法往往仅仅是诉讼法的部分内容。英美证据法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源于英美事实认定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是由英美独特的审判中心主义下的陪审制、集中型诉讼、对抗制三大支柱的制度背景所决定的。大陆法系国家在这三方面确实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表现为：参审制、片段型诉讼、职权式诉讼。
英美法系国家事实认定制度不仅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很不相同，而且也迥异于探求科学知识的理性方法。英美事实认定制度以可采性为核心，重点对证据能力进行规范，由此形成了技术性很强的复杂的证据规则。律师不仅要认真掌握这套技术规则，而且还要在法庭论辩中熟练运用。事实认定过程本身必须遵守这套规则，否则由此取得、提交的哪怕是客观真实的证据也可能会不被采纳。大陆法系国家从英美法系移植了不少证据规则，以致于两大法系证据规则已经没有太大的不同，所不同的是适用这套规则的审判制度环境，英美法系三大审判性制度环境造就了英美法系证据法的三大独特的特征即复杂的证据规则，由法律适用者对事实认定材料进行预先审查以确定是否应将其提交给事实认定者，通过复杂、完善、人性化的证据规则对事实认定者的证据评价活动进行控制，以避免实体性错误并对事实认定者不说明理由的裁判的合法性提供支撑。
进入20世纪后，追求诉讼效率的理念上升以及两大法系互相融合的趋势明显，导致支撑英美事实认定制度的三大支柱的变化：陪审制适用范围越来越窄，集中型诉讼也因审前程序的壮大而衰落，对抗制因政府干预主义的渗透而出现了衰退迹象。
三特征、三支柱为18——19世纪的英美证据法所独有，作者通过与大陆证据法而不是与教会证据法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符合英美证据法与大陆证据法的实际。三支柱变化的观点基本符合当今英美证据法现实。
第二，作者对英美证据法未来的预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的结论值得进一步探讨。作者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支撑英美证据法的三大支柱发生了变化以及随高科技在事实认定制度中的运用而产生的事实认定的科学化将促使英美证据法发生质的变化而面临一个不可预测的危险的未来。这种变化，作者认为，将如同中世纪末期教会证据法被近代证据法所取代一样是质的变化，英美现存的以可采性为核心的证据规则将成为证据法的历史知识，但英美证据法的重构不可能到大陆法系证据法中去寻找资源，因为两大法系在政治基础、文化传统方面有很大不同，英美证据法的未来虽然不可预测，但至少应受到科学证据的强烈影响并且英美证据法的支柱只能由英美本土的泥瓦匠运用本土的建筑材料得以修复或取代。作者对英美证据法未来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证据法的未来应该考虑科学证据的因素，未来以及未来的支柱应该从英美本土实际出发进行整合。这显示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尊重，这与作者有在两大法系国家长期生活经历，了解两大法系国家证据法理论及实务有关。
英美证据法历史经历了由神告知真实到通过事实认定者的理性发现真实的历史，就后一阶段而言，英美证据法经历了以关联性为中心到以可采性为中心的演变。从证据种类的角度来看证据法的历史，可以说经历了书证中心、人证中心。目前英美法系国家基本上是人证中心，一般认为，未来证据法的发展是以物证和科学证据为中心。
以物证和科学证据为中心的证据法究竟会对英美证据法带来什么样的未来？作者的估计未免过于悲观。三大支柱的确发生了变化，但是，陪审制从根本上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性不大，毕竟这是司法民主的体现，冲击陪审制足以让人对整个英美“平等、自由、博爱”的政治哲学产生怀疑。实际上，在事实认定科学化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专家陪审团取代普通陪审团；集中型诉讼的确因审前程序壮大而萎缩，但审前程序本身也带有对抗性，审前程序壮大的目的除了追求诉讼效率、客观真实外，还为了减弱不当的竞技性司法，以实现科学的对抗，而科学的对抗同样需要复杂的证据规则；对抗制本身虽然有所衰退，但作为英美诉讼制度的核心不会消失。从英美诉讼制度数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对抗制是英美区别于大陆法系的关键，一直在英美发展良好，但对抗制也存在着如何规范的问题，早期的竞技性司法逐渐被控制，对抗制走向更科学更合理。事实认定的科学化也不一定取消对抗制，专家证人的大量使用可以保证对抗制的良性运作。
笔者认为，三大支柱的变化不是根本性的。对抗制将是永恒的，只要对抗制存在，即使事实认定科学化，也不足以导致英美证据法的毁灭性变化。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细则（试行）
1991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一章 通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的实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刑事检察工作是人民检察院的一项专门业务，其任务是：履行侦查监督、审判监督职责，追究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 刑事检察工作必须遵守下列原则：
（一）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二）忠实于事实真象，忠实于法律，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三）同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法院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四）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
（五）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第四条 刑事检察工作的业务范围包括：
（一）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提 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逮捕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逮捕；
（二）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或免予起诉；
（三）对需要延长羁押期限或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案件，审查是否延长或重新计算羁押期限；
（四）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五）出席公诉案件第一、二审和再审案件法庭；
（六）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七）审查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定，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
（八）对执行死刑实行临场监督；
（九）结合办案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是在检察长领导下具体承担前条所列各项工作的业务机构。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检察工作中，应加强与公安机关的相互联系，掌握社会治安情况，并及时参加公安机关对特别重大和影响大、危害严重的重大案件的现场勘查，以及重大集团案件、重大复杂案件和影响大的涉外案件的预审活动。“＃13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实行专人审查，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制度。
对重大复杂案件，刑事检察部门在提交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前，应组织集体讨论。
第八第 人民检察院办理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必须严格保密，应由检察长或检察长指定的检察人员办理。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在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或被害人时，检察人员不得少于2人。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已办结的案件，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检查，发现错误，及时纠正。检查情况应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中形成的材料，除随案移送人民法院的外，应及时整理归档。归档材料的范围及顺序等按照国家档案局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指导、检查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的业务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指导、检查下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的业务工作。
第十三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已办结的案件确有错误时，应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指令应认真执行。如认为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指令有错误时，可在执行的同时，向更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情况。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国家安全机关提请或移送审查案件的程序，除本细则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外，与办理公安机关提请或移送审查案件的程序相同。

第二章 审查逮捕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对管辖上有争议的案件，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案件，由本院刑事检察部门受理。
第十六条 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逮捕的案件，应检查《提请批准逮捕书》或《逮捕人犯意见书》（一式3份）及案卷材料是否齐备，移送的实物与物品清单是否相符。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的案件，必须查明：人犯 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主要犯罪事实是否查清，证据是否确实；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的逮捕人犯的其他条件。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办理审查逮捕的案件，应指定检察员或助理检察员进行审查。承办人接到案件后，应及时、全面、认真地审阅案卷材料，制作阅卷笔录。审查后，应提出审查意见，并制作《审查逮捕人犯表》，报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审核。
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对案件进行审核后，应提出审核意见，呈报检察长。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办理审查逮捕的案件，对已被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人犯可以进行讯问。如需要对未被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人犯进行讯问时，应征得公安机关或本院侦查部门同意后进行。
第二十条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犯，已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3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未拘留的，应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20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或者退回补充侦查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不得超过1个月。
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人犯，刑事检察部门应提出是否逮捕的意见，报请检察长决定，或根据案件情况提出补充侦查的意见，退回侦查部门。对案件审查决定的时限，按前款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人犯，人民检察院应作出逮捕决定。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犯，人民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后，应制作《批准逮捕决定书》，连同案卷材料送交公安机关执行。
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人犯，经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作出逮捕决定后，刑事检察部门应将《审查逮捕人犯表》，连同案卷材料送交侦查部门，由侦查部门制作《决定逮捕通知书》，通知公安机关执行。
第二十二条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犯，如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已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未拘留的，应制作《退回补充侦查决定书》，写明需要补充侦查的内容，连同案卷材料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
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人犯，如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刑事检察部门应制作《退回补充侦查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第二十三条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发现应逮捕而公安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的人犯，人民检察院应建议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并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人犯建议书》，送交公安机关。对建议不被采纳，而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应逮捕的，可以直接作出逮捕决定，并制作《决定逮捕通知书》，交公安机关执行。
对应逮捕而本院侦查部门未移送审查逮捕的人犯，刑事检察部门应向侦查部门提出移送审查逮捕人犯的建议。如建议不被采纳，刑事检察部门可报请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二十四条 对逮捕又改为其他强制措施的人犯，需要再次逮捕的，应重新办理逮捕手续。
第二十五条 对于人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或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分别情况作出不逮捕决定或建议撤销案件。

对已构成犯罪，但无逮捕必要的人犯，人民检察院也可作出不逮捕的决定，由公安机关继续侦查，直接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犯，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应制作《不批准逮捕决定书》，连同案卷材料退回公安机关。
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人犯，作出不逮捕决定的，刑事检察部门应将《审查逮捕人犯表》，连同案卷材料退回侦查部门。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犯罪行为需要逮捕的，经相应的人民检察院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同意后，由犯罪地人民检察院作出逮捕的决定。
现役军人（含文职干部。军队在编职工）有犯罪行为需要逮捕的，由军事检察院审查决定；人民武装警察、边防警察、消防警察有犯罪行为需要逮捕的，由犯罪地或人犯驻地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第二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的下列案件，应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1。不批准逮捕的案件；
2。批准逮捕的反革命案件、涉外案外；
3。作出逮捕或不逮捕决定的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
备案材料包括，《审查逮捕人犯表》、《提请批准逮捕》或《逮捕人犯意见书》等。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报送的备案材料应当认真进行审查，发现错误，及时纠正。
第二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已作出决定的案件，发现原决定确有错误时，应及时纠正。
对已作出逮捕决定，又发现原决定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应撤销原逮捕决定，并制作《撤销逮捕决定书》，及时送交公安机关执行。
对已作出不逮捕决定，又发现原决定错误，需要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撤销原不逮捕决定，并重新作出逮捕决定，交公安机关执行。
对已撤销原逮捕决定或已作出免予起诉、不起诉决定而被释放的人犯，又发现有漏罪或新罪，需要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重新办理逮捕手续。
第二十九条 对公安机关要求复议的不批准逮捕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变更承办人认真复议，并在收到《要求复议意见书》后的7日内作出决定，制作《复议决定书》，通知公安机关。
对公安机关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核的不批准逮捕案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认真复核，并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在收到《提请复核意见书》后的15日内作出决定，制作《复核决定书》，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如需改变原决定，应通知作出原不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撤销原决定，另制作《批准逮捕决定书》。必要时，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作出批准逮捕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填写《批准逮捕决定书》，送交公安机关执行。
第三十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将已批准逮捕的人犯予以释放，且释放错误的，应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如意见不被接受，可报请上极人民检察院，由上级人民检察院与同级公安机关共同处理。
第三十一条 在侦查中对人犯羁押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延长1个月。
公安机关需要延长羁押期限的案件，应由公安机关在羁押期限届满7日前，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意见书》，并提供简要案情。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同意后，制作《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报告书》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在羁押期限届满前作出是否批准延长的决定。
第三十二条 对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和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在依法延长羁押期限1个月后仍不能办结的，应由公安机关在期限届满15日前，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意见书》，并提供简要案情。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同意后，制作《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报告书》，层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侦查羁押期限可以延长2个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应在羁押期限届满前作出是否批准延长的决定。
对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按上述规定延长羁押期限后仍不能终结的，应由公安机关在期限届满15日前，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意见书》，并提供简要案情。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同意后，制作《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报告书》，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转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批。
第三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需要延长人犯羁押期限的，由侦查部门办理报批手续。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发现已被羁押的人犯另有重要罪行，经同级人民检察院的批准补充侦查后，可以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
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在侦查期间发现已被羁押的人犯另有重要罪行的，能照前款办理。
第三十五条 对已决定逮捕的人犯，公安机关到外地执行逮捕或用函件委托外地公安机关代为逮捕的，应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到外地逮捕人犯手续的几项规定》办理。

第三章 审查起诉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应与人民法院审判管辖相适应。
（一）基层人民检察院受理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审查，认为属于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时，应写出审查报告，连同案卷材料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由基层公安机关向上级公安机关报送，由其向同级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再由人民检察院分院或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检察院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人民检察院分院或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检察院受理下级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审查起诉案件，经审查认为不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一般应退回基层人民检察院，与要时也可直接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二）人民检察院分院或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检察院受理的应向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应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向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受理的应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应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上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如属下级人民法院管辖，可建议同级公安机关按照案件管辖范围，交下级公安机关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也可直接交下级人民检察院审查，由下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第三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刑事检察部门受理本院侦查部门移适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应检查《起诉意见书》或《免予起诉意见书》（一式3份）及案卷材料是否齐备，移送的实物与物品清单是否相符。
第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必须查明；
（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二）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适用法律是否适当；
（三）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四）有无法定从轻、减轻、免除或从重、加重处罚的情节；
（五）是否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六）有无附带民事诉讼；
（七）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第三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应指定检察员或助理检察员办理。承办人接到案件后，应及时、认真地阅卷审查，制作阅卷笔录，复核犯罪事实、证据，讯问被告人，调查补充必要的证据。
第四十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重新勘验和检查时，一般应要求公安机关进行，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也可以由人民检察院进行，请公安机关派员参加；必要时可以聘请专门技术人员参加。
第四十一条 承办人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应拟写《案件审查报告》，提出起诉、免予起诉或者不起诉的意见，报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审核。
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对案件进行审核后，应提出审核意见，报请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四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应在1个月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1个月内不能作出决定的，刑事检察部门应填写《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延长15日。
人民检察院改变管辖的案件，以改变后的办案机关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办案期限。
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移送人民检察院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可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第四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按本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期限办理。
第四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并制作《起诉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移送同级人民法院。
第四十五条 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审查后，认为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需要进一步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提出具体意见，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自行侦查。
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需要退回补充侦查的，可参照前款办理。
第四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发现遗漏依法应当移送审查的同案犯的，应制作《移送审查起诉被告人建议书》，建议公安机关补充移送审查起诉。对建议不被采纳，而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必须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
以直接提起公诉。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发现遗漏依法应当移送审请起诉的同案犯的，应向侦查部门提出补充移送审查起诉的意见。侦查部门如有不同意见，刑事检察部门可报请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四十七条 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但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对被告人作出免予起诉的决定，并制作《免予起诉决定书》。
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贪污、受贿等案件的被告人，需要作出免予起诉决定的，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受贿案件免予起诉工作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八条 免予起诉决定由人民检察院公开宣布。
《免予起诉决定书》应送达被告人，其副本应分别送交公安机关、被告人所在单位及被害人等。
对免予起诉的被告人，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根据不同情况，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
第四十条 对被告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制作《不起诉决定书》。
第五十条 不起诉决定由人民检察院公开宣布。
《不起诉决定书》应送达被告人，其副本应分别送交公安机关、被告人所在单位及被害人等。
第五十一条 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的，应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重新侦查；如被告人已被逮捕，应作出撤销逮捕决定，通知公安机关立即释放。
第五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已起诉的案件，如发现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主动撤回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建议撤销案件。
第五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 人民法院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1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其中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可以自行侦查，也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可以由刑事检察部门补充侦查，也可以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必要时可由刑事检察部门与侦查部门共同补充侦查。
第五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决定免予起诉后，刑事检察部门应将《免予起诉决定书》副本及《案件审查报告》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备案审查。
第五十五条 公安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免予起诉决定有错误，要求复议、复核或被告人、被害人提出申诉的案件，由同级或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受理复查。复查后，应起诉的，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提起公诉。
第五十六条 公安机关要求复议的不起诉的案件，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受理，并应变更承办人认真复议。人民检察院应在收到《要求复议意见书》后的7日内作出决定，通知公安机关。
下级公安机关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的不起诉案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应认真复核。人民检察院应在收到公安机关《提请复核意见书》后的15日内，最迟不超过20日作出决定，并由刑事检察部门制作《复核决定书》，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如改变原决定，可由作出原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撤销原决定，重新制作决定书。
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提出申诉的，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受理。
第五十七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或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免予起诉、不起诉决定，发现确有错误，应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

第四章 侦查活动监督
第五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检察长领导下，对本院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五十九条 侦查活动监督主要是发现和纠正以下违法行为：
（一）对人犯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的；
（二）对被害人、证人以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手段获取证言，收集证据的；
（三）伪造、隐匿、销毁、偷换以及私自涂改证据的；
（四）徇私舞弊，放纵、包庇犯罪分子的；
（五）有意制造冤、假、错案的；
（六）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的；
（七）违反有关赃款、赃物保管处理规定，贪污、挪用的；
（八）违反法定期限和有关强制措施规定的；
（九）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
第六十条 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违法行为，人民检察院应根据情节和后果，分别采用口头、书面形式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对违法行为的口头纠正意见，一般由案件承办人提出，并及时向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汇报，必要时由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提出；需要发《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应报请检察长批准。
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后，应督促公安机关将纠正情况及时告人民检察院。
对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应移交本院侦查部门立案侦查。
第六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对本院侦查部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应根据情节和后果分别处理。情节较轻的，可直接向侦查部门提出纠正意见，情节较重的，或需追究刑事责任的，应报告检察长决定。
第六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和预审活动，应在了解案情、熟悉证据的同时，认真履行侦查活动监督职责，发现违法，及时纠正。
第六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已作出批准逮捕、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在送交公安机关后，应及时了解和掌握公安机关的执行情况。对拖延执行或不执行人民检察院决定的，应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督促执行，同时将情况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并抄报上一级公安机关。
第六十四条 下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纠正违法意见不被接受时，应及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如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的纠正违法意见正确时，应与同级公安机关共同督促下级同公安机关纠正；如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的纠正违法意见有错误，应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撤销已发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书》。

第五章 出席第一审法庭
第六十五条 提起公诉的案件，除罪行较轻并经人民法院同意不出席法庭的外，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第六十六条 出庭的检察人员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第一审法庭。公诉人应由检察长、检察员或代理检察员一至数人担任，并配备书记员担任记录。
第六十七条 公诉人的任务是：
（一）指控、揭露和证实犯罪，提请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依法作出判决；
（二）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法庭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四）结合案情宣传法制。
第六十八条 检察人员在出庭前，必须认真做好准备工作，进一步熟悉案情，制作公诉词，并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可能进行辩护的重点问题拟写答辩提纲。
第六十九条 公诉人在法庭上应依法进行下列活动：
（一）宣读起诉书，参与法庭调查；
（二）发表公诉词，参加法庭辩论；
（三）对法庭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
第七十条 在法庭上，公诉人应认真听取和积极参与法庭调查，以协助法庭查明案情，揭露和证实犯罪。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被告人、被害人、证人进行讯问、询问或建议审判长出示已收集在案的证据：
（一）审判人员对起诉书认定的犯罪事实漏问或未查清的；（二）被告人在法庭中供述的犯罪事实、情节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三）有关事实、情节、罪名和犯罪动机、目的等方面可能成为辩论焦点的。
第七十一条 法庭辩论中，公诉人对在认定事实、证据、罪名、罪责以及适用法律等方面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分歧的，应认真进行答辩。
第七十二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人应当建议休庭，延期审理：
（一）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勘验的；
（二）发现案件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补充侦查的；
（三）发现有遗漏影响定罪量刑的犯罪事实和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不能当庭调查清楚的；
（四）有严重违法行为，影响审判活动正常进行的。
当延期审理的建议不被采纳时，应提请法庭记录在案。庭后报经检察长同意，可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第七十三条 检察人员的出庭笔录，应详细记载庭审的时间、地点、人员、公诉人出庭执行任务情况和法庭辩论等主要内容。
第七十四条 对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共同犯罪案件中有遗漏同案犯的，人民检察院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共同犯罪案件中对检察院没有起诉、法院认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案人应如何处理问题的联合批复》办理。

第六章 按上诉程序提出抗诉
第七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在收到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判决或裁定书后，办案人员应及时审查，填写《刑事判决、裁定书审查表》，提出处理意见，报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审核。对需要提出抗诉的案件，刑事检察部门应组织集体讨论，并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七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判决、裁定有下列错误之一的，应制作《抗诉书》，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一）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的；
（二）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量刑明显不当的；
（三）认定罪名不正确，一罪定数罪、数罪定一罪影响正确量刑的；
（四）免予刑事处分、适用缓刑错误的；
（五）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影响正确判决、裁定的。
第七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抗诉，应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提出；对裁定的抗诉，应在接到裁定书的第二日起5日内提出。
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中第一条所列犯罪案件的判决的抗诉，应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3日内提出。
第七十九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认为抗诉正确的，应支持抗诉；认为抗诉不当的，应当制作《撤回抗诉决定书》，向同级人民法院撤回抗诉。下级人民检察院如果认为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不当，可以提出复议。上级人民检察院应认真进行复议。
上级人民检察院在上诉、抗诉期限内，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而没有提出抗诉的案件，可责成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
第八十条 对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在上诉、抗诉期限内，如果认为重新审判决确有错误，仍可通过原审人民法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七章 出席第二审法庭
第八十一条 对提出抗诉的案件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要求派员出庭的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派员出席第二审法庭。
第八十二条 检察人员出席第二法庭的任务是：
（一）支持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或听取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对原审法院错误的判决或裁定提出纠正意见；
（二）支持原审人民法院正确的判决或裁定，反驳无理上诉，建议法庭维持原判；
（三）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四）对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五）结合案情宣传法制。
第八十三条 检察人员出席条二审法庭前，应客观全面地审查原审案卷材料，以及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书或上诉人的上诉状。重点审查原审判决认定犯罪事实、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量刑是否适当，以及抗诉或上诉的理由是否正确。
第八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第一审案卷材料，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必要时应提讯原审被告人，复核主要证据。
第八十五条 检察人员出庭支持抗诉，应制作抗诉词，拟写答辩提纲。对上诉案件出庭时，应制作出庭意见。
第八十六条 检察人员在条二审法庭上进行下列活动：
（一）宣读抗诉书或听取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参与法庭调查；
（二）发表抗诉词或出庭意见，参加法庭辩论；
（三）对法庭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
第八十七条 在法庭辩论中，检察人员应针对原审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量刑等方面的问题，以及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重点发言。
第八十八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遇到本细则第七十二条所列情形之一的，检察人员应当建议休庭，延期审理。
第八十九条 对检察人员出席第二审法庭的其他要求，参照本细则第五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审判活动监督
第九十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九十一条 审判活动监督的重点是：
（一）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是否遵守法定审理和送达时限；
（二）法庭组成人员是否合法；
（三）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是否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四）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利益是否得到保障；
（五）审判人员有无徇私枉法的行为；
（六）审判活动中有无其他违法行为。
第九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可参照本细则第六十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第九章 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第九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诳力的判决、裁定确有下列错误之一的，应按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一）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的；
（二）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量刑明显不当的；
（三）认定罪名不正确，一罪定数罪、数罪定一罪，量刑明显不当的；
（四）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影响正确判决、裁定的。
第九十四条 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需要提出抗诉时，刑事检察部门应组织集体讨论，并报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九十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各级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决或裁定确有错误时，可以直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或者责成所作判决、裁定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九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或上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时，应制作《提请抗诉报告书》，建议上级或层报更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提出抗诉。
第九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案件，经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终 审判决或裁定后，如同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所作的终审判决、裁定仍有错误，应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九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时，应将《抗诉书》副本抄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第十章 出席再审法庭
第九十九条 人民法院通知人民检察院出席再审法庭，人民检察院应派员出席。
第一百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应区分以下情况，由不同的业务部门承担出庭任务：
（一）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引起的再审案件，出庭任务由承办提出抗诉的业务部门承担；
（二）人民检察院经复查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建议后，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出庭任务由复查该案的业务部门承担；
（三）人民法院经复查依法决定再审的案件，原审被告人正的服刑的，出庭任务由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承担；原判决已执行完毕的，出庭任务由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承担。
第一百零一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应与人民法院的审判管辖相适应。
第一百零二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如果再审案件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可参照本细由第五章的有关规定执行；如果再审案件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可参照本细则第七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章 执行死刑临场监督
第一百零三条 人民法院对罪犯执行死刑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临场监督。
执行死刑临场监督，由检察长、检察员或助理检察员一至数人担任，并配备书记员担任记录。
第一百零四条 人民检察院收到同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临场监督通知后，应检查同级人民法院是否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或按规定应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判决（或裁定）和执行死刑的命令。
对停止执行后重新执行死刑的案件，应查明有无重新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
第一百零五条 在执行死刑前，人民检察院临场监督人员如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建议人民法院停止执行：
（一）被执行人并非应执行死刑的罪犯；
（二）罪犯正在怀孕的；
（三）罪犯犯罪时不满18岁的；
（四）罪犯临场喊冤，提出新的证据、情节，或有其他情况，应暂缓执行的；
（五）执行死刑的场地和现场秩序足以造成他人伤亡的。
第一百零六条 执行死刑后，人民检察院临场监督人员应检查罪犯是否确已死亡，并填写《死刑临场监督笔录》，签字后入卷归档。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一百零七条 关于本细则中涉及的人民检察院法律文书或文件的格式、要求，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另行规定。
第一百零八条 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施行，《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试行细则》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原有关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第一百零九条 本细则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