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成年人侵权案件中，除非未成年人有财产，否则法院通常判决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其监护人没有赔偿能力，那么在侵权行为人成年以后且有固定收入、具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其能否作为被告或者在执行程序中被申请追加、变更为被执行人——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起诉或追加已成年行为人缺乏法律依据，故应驳回起诉或申请人的追加、变更申请。

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可以将已成年行为人作为被告，或在执行程序中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理由是：第一，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承担，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的规定，监护人承担责任不是基于自身过错，而是基于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立法考虑。因此，同样从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角度出发，在侵权人成年后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可以将其作为被告或追加为被执行人。第二，成年行为人作为侵权人向被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符合“侵权责任自负”的原理。第三，如果不能再次起诉已成年侵权人或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将导致被害人权利得不到充分救济。

现行法律框架下的答案

笔者同意上述第一种观点，即起诉或追加已成年行为人为被执行人缺乏法律依据，应驳回起诉或申请人的追加、变更申请。理由如下：

1.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都规定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由监护人承担责任，该责任为监护人自己责任，而非对被监护人责任之转承或替代。正因为如此，除非审判阶段未成年人有足额财产的，否则均应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且监护人承担责任后不能向未成年人追偿，该责任亦不因未成年人成年后具备责任能力而转移至本人。

2.我国民法无单独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民事责任能力被寓于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之中，即民事行为能力既包括从事合法行为的能力，也包括对违法行为承担责任的能力。无行为能力人即无责任能力人，纵然行为人客观上具有辨识能力，但在法律上依旧无责任能力，不应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责任自负”原理在未成年人侵权案件中不具有说服力，因为行为人当初既无行为能力，即无责任能力；既无责任能力，即无侵权责任。法律规定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才是法定责任人，其应自担责任。追加成年行为人为被执行人，不是体现而是违背了监护人“责任自负”原则。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不满十八周岁，在诉讼时已满十八周岁，并有经济能力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原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致人损害时年满十八周岁的，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清楚表明：一是行为人致人损害时不满十八周岁，原则上不承担侵权责任；二是即使不满十八周岁要承担侵权责任，也必须其诉讼时已满十八周岁且有经济能力；三是若诉讼时行为人尚不满十八周岁，即便其十八岁后有经济能力，也不符合承担责任的条件。需要强调的是：“在诉讼时已满十八周岁”的“诉讼”，指的是一次诉讼，而非再次诉讼。虽然，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上述条款都规定被监护人有财产时，首先以被监护人财产承担责任，但这一规定显然只适用于受害人对监护人起诉，法院做出判决之时，其本质上为衡平监护人利益的法律政策上的特殊安排，是判决时对监护人责任的减免，不能扩大适用于侵权的未成年人成年后民事程序中。

４.如果侵权的未成年人在成年后可以作为被告，对其在成年之前已经司法程序处理过的案件进行再次审理，或者直接追加成年行为人为被执行人，对大量已经终结的案件再次审理或启动执行程序，则明显违反一事不再理之原则，从而冲击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

５.被害人的权利可能因为监护人没有赔偿能力而未能实现或不能全部实现，但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告缺乏赔偿能力致使原告不能受偿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要突破判决书确定的责任主体追加被执行人，则必须要有法律或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否则可能影响到被追加者的合法权利，而且可能构成对被害人的双重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了8种可以在执行阶段裁定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包括追加成年行为人这种情况，因而直接追加缺乏法律依据。

比较法背景下的探析

关于未成年人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问题，各国大致有４种立法例：1.由被害人承担所生之损害；2.未成年人负全部责任；3.原则上由未成年人承担责任，但是依据其知能发展程度，如果能够认定其主观上没有侵权故意，则可以免责；4.根据未成年行为人与被害人的经济状况，由未成年人承担衡平责任。英美法多采用第三种立法例，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则多采用第四种立法例，我国台湾地区亦采此立法例。

台湾地区民法第一八七条规定：“未成年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以行为时有识别能力为限，与其法定代理人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行为时无识别能力者，由其法定代理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前项情形，法定代理人如能其监督并未疏懈，或纵加以相当之监督，而仍不免发生损害者，不负赔偿责任。如不能依前两项规定受损害赔偿时，法院因被害人之声请，得斟酌行为人与被害人之经济状况，令行为人为全部或一部之损害赔偿。”可见：1.未成年人侵权，虽行为系未成年人所为，但是如果其行为时没有识别能力，应由法定代理人单独承担责任；2.如果未成年人为侵权行为时有识别能力，由未成年人与其法定代理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对于未成年人与其法定代理人对被害人承担连带责任之后的内部求偿关系，德国民法规定应由未成年人单独承担责任，台湾亦有学者主张，二者的内部责任应平均分担；4.法定代理人承担责任的基础在于其监督上的过失，而这种过失系推定过失责任，如果法定代理人能够举证证明其没有过失，则可以推翻这种推定，即无需承担责任；5.在未成年人没有识别能力的情况下，本应由法定代理人单独承担责任，但如果法定代理人证明其已尽到监护责任因而免责的，法院可依据被害人的申请，根据未成年行为人与被害人的经济状况，责令未成年人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赔偿责任。这便是未成年人侵权责任中的“衡平责任”。

在我国台湾的立法体例中，未成年人侵权案件的责任承担问题，有两个情况至关重要，一是未成年人的识别能力；二是法定代理人的举证免责。这种立法例的核心在于将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责任能力进行了区分，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也有可能具有侵权行为的责任能力。根据加害行为的种类、责任能力欠缺的程度等因素，未成年人本人亦要承担一定的甚至是全部的侵权责任。而目前大陆民法尚未对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责任能力加以区分，而是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侵权由监护人承担责任的基本原则，仅仅是在“未成年人有财产的”以及“诉讼时已满十八周岁且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作出由未成年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例外规定，从而在未成年人侵权制度中对符合现代民法趋势的衡平责任有所体现，但是并未动摇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制度根基。在现行法律规定之下，只要侵权人是未成年人，其行为时的年龄、侵权行为的种类、智能程度等情况都在所不问，至多需要考察一下“未成年人是否有财产”及“诉讼时是否已满十八周岁”，即可依法作出裁判。

建 议

目前，各国法律规定相对于司法实践而言，过于简单，难以满足未成年人侵权案件的复杂情况，而且对于侵权行为人、被害人以及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三方主体而言都难谓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公平：对行为人而言，在其作出认知能力足以判断的侵权行为时，却由于属于未成年人即可免责，有违侵权责任自负的原则；对于被害人而言，在其合法权利遭受侵害的情况下，其无法要求行为人在具备赔偿能力之后给予赔偿，故往往由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没有赔偿能力便得不到赔偿；对于监护人而言，即便其能够证明已尽到监护责任却仍不能免责，这势必导致监护人的责任过于道德化。

为周全考虑各方当事人之利益保护，并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教育及身心发展，在未成年人侵权制度中，引入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对不同程度侵权行为在识别能力上的差异、未成年人的衡平责任以及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时相应减免赔偿责任等机制，实有必要。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商务部办公厅 外交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司法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 外交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外资非正常撤离中国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商务、外事、公安、司法主管部门：

　　近年来，部分地区出现少数外商投资企业非正常撤离现象，给中方相关利益方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同时也对我国的双边经贸往来和地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消极影响。为妥善解决外资非正常撤离后的相关问题，消除各种消极影响，预防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我们制订了《外资非正常撤离中方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现印发给你们，请根据《指引》做好跨国追究与诉讼相关工作。各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与外事、司法行政、公安、法院等部门建立的联合工作机制，加强工作协调配合，为中方相关利益人提供切实可行的司法救济与协助，追究逃逸者的法律责任，最大限度地挽回当事人的经济损失。

　　特此通知


　　　　　　　　　　　　　　　　　　　　　　　　　商务部办公厅
　　　　　　　　　　　　　　　　　　　　　　　　　外交部办公厅
　　　　　　　　　　　　　　　　　　　　　　　　　司法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二00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外资非正常撤离中方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

　　一、我国已与许多国家缔结了《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具体可参阅：http://www.fmprc.gov.cn/chn/gjwt/tyfl/default.htm），上述条约为有效处理跨国民商事案件、打击刑事犯罪、追捕逃犯奠定了法律基础，为处理外资非正常撤离导致的经济纠纷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

　　二、外资非正常撤离事件发生后，中方当事人要及时向有关司法主管部门（法院或侦查机关）申请民商事或刑事案件立案。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各主管部门可根据各自系统内工作程序及我国和相应国家签订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或《刑事司法协助条约》，通过条约规定的中央机关在本国向外方提出司法协助请求。外方根据所缔约条约有义务向中方提供司法协助（例如向位于该国的诉讼当事人送达传票、起诉书等司法文书，调取相关证据，协助调查涉案人员和资金的下落，搜查扣押相关物品等）。

　　三、不履行正常清算义务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的最新规定，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董事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外国企业或个人仍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中方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在我国法院胜诉后，如败诉的外国当事人在中国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胜诉方可依据中国和相应国家签订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的相关规定或依据败诉方在国外的财产所在地的法律，请求外国有管辖权的法院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

　　五、我国与外国缔结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相互赋予了对方国民与本国国民同等的诉讼权利。中方债权人可据此在已缔约条约国家民事诉讼，有经济困难的我国公民在外诉讼，可根据所在国法律申请相应法律援助。

　　六、对极少数恶意逃避欠缴，税额巨大，涉嫌犯罪的嫌疑人员，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在立案后，可视具体案情通过条约规定的中央机关或外交渠道向犯罪嫌疑人逃往国提出引渡请求或刑事诉讼移转请求，以最大程度地确保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追究。